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
谢晖
【摘要】本文是对部门法哲学长成逻辑的学理分析。文章首先对部门法哲学的衡量标准进行了分析，认为逻辑连贯性、解释“合法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分别关联着部门法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接着，文章分析了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它以对部门法合法性问题的反思为起点，以对这种反思结果的系统化的思维加工为结局。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对我国目前部门法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部门法学学理化、并向法哲学方向发展的三条衡量标准。
【关键词】部门法；法哲学；长成逻辑。
【全文】
提出部门法中的法哲学这一问题，我觉得既相当的有意义，但也有可能使法哲学对法律之知识统一性的追求受到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必要的分化和细化是学术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标志，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标志。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世界是统一的，人为的分割虽然可以在解剖意义上深化对对象的研究，但也容易导致顾此失彼，乃至“拣芝麻、丢西瓜”的现象发生。正因为如此，注重在分化研究基础上的整合，应为学术研究深化的另一标志。就法哲学而言，可以说，分化的研究是其寻求法律知识统一性的事实根据；而必要的整合在功能上讲则形成其双向的逻辑指向：一方面，法哲学提升自我的逻辑指向；另一方面，使法哲学在自我提升之前提下继续分化的逻辑指向。法哲学既需要部门法提供事实基础，也需要提升自我的逻辑理路。限于论题，本文只围绕着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进行分析，其它问题留待另文解决。
一
就我们目所能见的法律而言，至少现代意义的法律可以用得上如下结论：一切法律都是（归类于）部门法 。这就意味着，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不论其是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实践应用学科，其观察和研究的切入点都是部门法 。只是所谓部门法学的切入点更为单纯，仅涉及与该法学相关的部门法律，而法的基础理论学科（特别是法哲学）的切入点更为复杂，它指向所有的部门法律（当然，法哲学不仅仅研究经验的法，它同时还研究先验的法和超验的法）。因此，法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法律，这应是无须争议的。然而，既然有直接研究对象，间接研究对象的存在也就不难理解。这不论对于法哲学还是部门法学，都是如此。因为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法律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人类需要的结晶。法律自身首先更为接近于理论，而不是接近于经验常识。随着法律的不断常识化，才使法律变成一种经验，从而使它成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对象。
人类所从事的事业，总是分为一定层次的。记得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法哲学工作者这样描述法学的层次及其效用：法哲学的书是写给从事法理学的人看的，法理学的书是写给从事部门法学的人看的，部门法学的书是写给律师、法官及其他行政执法官看的，而律师、法官们的著作，一般来说，是写给普通百姓看的 。虽然，上述逻辑关系在人们的实践中很容易被证伪，但就一般情形而言，她讲的并不是毫无道理。不然，人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法哲学的书比法理学的书难卖，法理学的书比部门法学的书难卖，部门法学的书比律师、法官等所写的办案经验类的书难卖（当然，上述结论，都以书写的好为前提）。其中原因，就在于读者因工作性质和各人爱好而分为不同层次，其中学问（其最重要的载体为书籍）越高深、或者距离人们的常识越远的书，读者群越少；相反，学问越浅显、或者距离人们的常识越近的书，读者群越多。这就注定了越是从事高深学问的人，越要忍受孤独折磨。同时，读者的不同层次从另一面证明了学问的层次。之所以要论述学问的层次，是要说明，不同层次的学问与人们的常识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读者群越大、层次越浅的书籍（学问），其距离常识也越近；相反，读者群越小、层次越深的书籍（学问），其距离常识也越远。以学问与常识间的这种关系来反观法哲学与部门法学间的关系，我们将不难发现不论是综合性的法哲学，还是部门法学中的法哲学问题，其基本特征在于它与常识的距离是较远的，而部门法学中的一般知识，则与常识的距离是较近的。尽管与常识较远的法哲学经过实践的推广和由此向大众的普及，完全有可能成为人们的实践常识，从而使曾经为法哲学的高深学问变的更为浅近，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法哲学与常识间的远距离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得着那句老话：法哲学源于人们关于法律的生活常识，但它永远高于人们关于法律的生活常识。
我日常在和从事部门法学、并且已经上升到了法哲学层次的一些学者交谈时，总能听到这样的自嘲：唉，在我们的学科领域里，我是“不务正业”的人。显然，就言说者自身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自谦之词。但这种自谦也往往来自同行的刺激。比如看贯了对法条进行简单释义的“部门法学”学者，对于该领域内具有创新精神的法哲学论著往往“看不懂”，因而也就不想去看。这就容易造成简单解释者和学理探索者之间的隔膜、甚至对立。其实，在我看来，真正上升到学理层次的法学著作，不论其是对法律的宏观性的研究，还是对具体法律的研究，都应当成为法理学或法哲学。而对法条的简单解释，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法学，它可以提升为法学甚至法哲学，但它自身并不是法学，更不是法理学或法哲学。如果按照这种对部门法学的解释，那么，所谓部门法学中的法哲学问题，似乎就是一个假问题、伪问题，而不是真问题。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目前所理解的部门法学，恰恰是指或主要是指以简单解释现行法条为特征的学问体系。因此，在部门法学中，经验常识性的内容不胜其烦，而哲理思考性的内容难得一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出部门法学中的法哲学问题自然在情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