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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国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期间倾向于渐进主义的另一个原因可以在现代化巨变的历史体验中找到。中国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面临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此不断趋向激进[21]∶从“国民革命”到“共产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其实都属于震荡治疗的范畴。然而，过于激进化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留下了无数欲速不达的沉重教训。
于是乎，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在政治实践中开始出现从激进到渐进的改革战略转变，到了１９９０年代又有历史学家余英时提出用文化保守主义来制衡社会变迁中过激化整体行动的主张[22]，哲学家李泽厚和文学家刘再复也发出了关于“告别革命”的呼吁[23]。最近，潘维更在“安定团结”话语和“新秩序主义”话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咨询型法治政体来取代从“法治到民主”这一政治体制改革思路的设想，认为只有在把强调纪律的法治与强调自由的民主割裂开甚至对立起来的前提下才能对国家权力结构进行适当的改造[24]。
渐进主义大行其道还有一个原因被认为是中国具备可以这样做并取得成功的客观条件。例如有些经济学者指出中国与旧苏联、东欧虽然同属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但双方之间的经济管理组织和制度其实有很大的差异，导致双方采取不同的经济改革路线。前者自１９５８年以来按照“块块（地区）管理”的原则建立了多层多样化的Ｍ型经济，地区与地区之间互相依赖的程度不太高，在权力下放之后其弹性和可变性进一步增强；而后者主要按照职能分工和“条条（部门）管理”的原则建立了纵向统一的Ｕ型经济，各个地区缺乏独立性和能动性，很难通过局部试验和对不同改革方案的效果进行比较选择的方式来进行体制转型。因此，中国有可能通过权力层层下放的渐进过程来形成“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但旧苏联、东欧却不得不采取震荡治疗的方式来突破僵化的体制对市场化改革的束缚[25]。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对震荡治疗作出一般性的否定，只是强调渐进主义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可以使改革获得成功，而在旧苏联、东欧却行不通。
其实在进行具体判断之际，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区别“渐进”与“激进”、“辨证治疗”与“震荡治疗”，这是很难明确回答的问题。例如在英国，名誉革命虽然发端于强迫国王放弃实权的激进事件，但却一般被认为是妥协性较强的温和的社会变迁方式，而在普鲁士德国，即使对国立大学人事权的极其温和的挑战也曾经被认为是过激的造反行为；在帝制中国，鼓吹民本主义的孟子一直被统治者封为“亚圣”，他的德治主张属于保守主义的范畴，但据上田秋成《雨月物语》的记载，在日本很长一段时期内孟子的著作都被贴上“危险思想”而禁止入境；而在接受西欧现代法制的方面，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废除治外法权、维持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稳妥的对策，但清末新政之前的中国政府却视之为动摇国本的过激举动，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因此，我们今天在评价渐进改革与震荡治疗之间的优劣得失时，有必要参照不同的社会背景、具体的状况以及实践的效果进行相对化的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渐进主义在通过局部改革的积累逐步达到目标的意义上也属于社会系统工程的范畴或者一种表现形态。即使像Ｋ·Ｒ·珀普尔（Karl R. Popper）那样把摈弃真理信仰而置信于试错性验证的思想家，在谈论“渐进的社会技术（piecemeal social technology）”时也并没有否定目的论以及合理性的意义 [26]。但是，渐进改革在广泛承认思考实验和试行实践的层面是可以或多或少脱离于目的之约束并且与非决定论的思维方式相通的。与此相反，震荡治疗更强调目的在改革过程中的功能以及目的本身的纯粹性，更接近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更多地反映了功能优先的现代化观念。然而现代化的结果导致社会的功能关联日益复杂化，决定法律实施效果的各种变量也日益增多以致无从把握。何况在“大爆炸”式的巨变之后势必出现一种创造性的混沌状态，向哪一方向、怎样展开的整个过程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形下，渐进到某一个阶段应该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而震荡治疗也需要进行善后性调整以及根据实际情况来临机应变地执行甚至修正预定的计划。因此可以说，在渐进主义与震荡治疗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 全球化洪流对法律秩序的冲击
在人类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社会变迁显然出现了本质性的改观。激烈的全球一体化导致传统生活方式和不同文化的动摇甚至解体，也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一方面可以看到民族国家的地盘下沉，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地域性民族主义的势头上升。旧的秩序已遭到严重破坏，新的秩序却还没有形成。无论在多么偏僻的天涯海角，人们都无法逃避上述这一系列根本性社会变迁或者统治范式大革命的深刻影响，整个世界正面临着既不可预测、也不可驾驭、更不可阻遏的风险和忧虑。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１９９８年大范围气候异常的环境危机、１９９９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ＮＡＴＯ）的新战略和科索沃危机、２０００年因美国总统大选的意外情节而导致的民主宪政危机以及２００１年的９．１１恐怖事件和宗教战争所引起的安全保障体系危机都最典型地反映了全球化带来的困境――看不到边际的混沌使许多变动都成倍放大从而形成完全非对称的“蝴蝶效应”，对社会变迁的计划和控制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合理主义的普及而增强，结果恰恰适得其反，借用Ａ·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表述来说就是“世界失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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