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社会巨变对法治秩序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具体影响？择其荦荦大端而言，首先应该指出∶原来被国界所区分的法域逐步淡化，出现了按照国际标准或者全球标准统一立法作业的趋势。最突出的表现是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多国公约体制和强制性解决纠纷机制导致各成员国按照客观化的控制纪律来修改国内法规和采取制度性纠正措施。在缓和政府对市场的限制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各国司法改革的内容也非常近似。主权国家在经济管理以及政治支配等方面的作用都大大弱化，超国家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功能日益凸现出来，而不同组织之间的权限划分和委托管理的程序和规则成为非常重要的法律课题。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试图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法制模式作为全球性结构改则的样板或准绳，甚至可以说１９９１－２００１这十年期间的全球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美国主导的单极化。然而，由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其他国家也可以利用本身的资源以及网络社会的不对称性来对美国进行反控制并推行多极化运动。
其次，正在逐步形成的全球性秩序的基础并非具备全球规模的民主程序，而是各种多层次多样化的各种成分相互作用的结果，有时由力量对比关系决定、有时由妥协和礼让决定、有时由非常偶然性的因素决定。因此，现实中出现的新的规范秩序往往缺乏明确的目的和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单极化与多极化的趋势并存交错，制造出层出不穷的价值冲突和社会紧张，与此相应，国内民主与国际民主、理性民主与情感民主之间的平衡以及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民主深化也就成为新时代宪政主义的基本诉求。民主将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密切地与自由、自治以及自组织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因而会出现更多的新形态，特别是把个人或者小规模团体的作为主体而从事的能动性行为与规划和建构一般秩序的整体性变革结合在一起的制度设计[28]。
第三，全球性的电子网络经济使人们有可能分别从世界各地的不同终端同时在一瞬间完成一场规模庞大的资本国际转移，其结果将导致一部分人的财富突然缩水而另一部分人的财富暴发，导致某些国民经济的实体部分遭受重创而另一些国民经济则全面繁荣昌盛。另外，虽然资本可以自由转移，但人员的流动却不可以，这就带来了包括行为与责任严重分离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不能自由流动的人们只能在现存的民族国家及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但他们的命运却受到境外的势力和变动的左右，这样的事态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为了防止这种失控的社会变迁不得不进行如下选择∶要么彻底冲破国家的藩篱，容许人员自由移动，要么坚决抵制全球化的社会变迁，继续用主权的框架来作为社会变迁的单位以维护不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文化差异。换言之，在没有实现社会保障的国际化之前，全球化的市场主义必然要与现有的主权国家发生冲突。这种状况也很有可能会促成某种更加积极的福利国家体制。
第四，即使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继续维持民族国家并立的格局，由于事实上的国际化、全球化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国的
宪法、法律也还是必须以更多的篇幅来处理跨国度的陌生人问题和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问题，具体表现为怎样对应要求民族自决权的群众运动、怎样回答在实现性与生殖相分离之后妇女所提出的特殊的权利要求、怎样防止公共传播媒介成为另一种压抑少数者的权力并合理安排广播电视的不同节目内容的时间分配、怎样保障在教育、福利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达到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平等、怎样处理不同价值体系和正义观之间的冲突，等等[29]。
在考虑全球化的社会变迁与法律秩序时，当然还应该承认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只要绝大多数法律规范的效力外延、司法的管辖领域以及资源的分配仍然是以国家疆界为尺度，那么国家机关仍将继续发挥秩序造型者的作用。但是，由于国际组织、民间团体、市民社会以及个人登上国内外的政治舞台并且扮演起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因此法与社会变迁的具体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多种多样的主体通过反复的相互作用而共同决定的，国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基本决策方面操办一切，其他任何单一的主体也无力推动合乎自己意图的改革举措。这意味着国家需要加强向社会学习的活动以及反思理性，主权将从至高无上的实体变成一种群众参加的建构过程，这也意味着即使组织不起来一个世界政府，国际秩序也可以从复数主体的相互作用当中产生出来，国内外的政治将出现某种自我驱动、自我维新的机制。换言之，甚至连政府的职能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实现民营化！这种趋势让人不能不联想起Ｋ·马克思（Karl H. Marx）关于国家消亡的预言，只不过前提条件完全相反，私有制不仅没有被废除，反而倒支配了整个世界。如果再从上述复数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考察法与社会变革，并把相互关系理解为社会结构的本质的话，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图景与过去存在的关于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变革的理论性描述之间显然也存在着霄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