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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第269页。
王利明：《物权法论》，第6页。应说明的是，该学者在同一著作中将物权的排他性理解为“指同一物上不得同时成立两个内容不相同的物权”，（参见前引书，第9页）故其物权定义中，物权人对物享有的直接支配并“排他”的权利，非为物权人对任何人享有的权利。
我妻荣：《日本物权法》，第9页：“。
郑玉波：《民法物权》，第14页。转引自王利明：《物权法论》，第9页。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第25页。
舟桥谆一编辑：《注释民法》（6），有斐阁1967年版，第6页；于保不二雄：《物权法》，有斐阁1956年版，第9页。转引自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第8页。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第27页。
见陈华彬：《物权法原理》，第8页。在该著作中，物权的性质列为以下几种：直接支配性、独占性或排他性、对世性及不可侵害性、追及性、公示性以及独立处分性。
钱明星：《物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2页；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第272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第8页。
王利明：《物权法论》，第6页，第9-10页。
陈华彬：《物权法原理》，第3页。
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第269-270页。
] 本文参加“中德法学学术研讨会”（2001年10月）并作大会发言后，曾请梁慧星先生指正。梁先生回信中提到文章所言是否“会使支配权与请求权的划分发生混淆”的问题。对此，笔者曾予以答复。现将答复内容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对物权定义的分析，其意在试图检讨一种方法。依固有理论，物权的绝对性，债权的相对性，一目了然，看来也没什么问题。但我先是发现，言及债权是‘对人权’时，其对应概念时被改变：相对于债权是“对人权”，人们有时说，物权则是‘对世权’；有时则说，物权是‘对物权’。由此，‘对人权’本身也就发生含义上的变化：对应‘对世权’（绝对权、绝对性）时，对人权意为‘相对权’（相对性）；而对应‘对物权’（支配权）时，对人权又成了‘请求权’。然后又似乎发现，我们使用权利‘效力’一词时，有时指的是权利对（义务）人的约束力（如物权的绝对效力，债权的相对效力）；有时却指的是权利行使的方式或者效果（如物权的支配效力，债权的请求效力）。于是我想，这些对应概念的运用如果错位，会不会发生问题。而我又想，权利效力是否应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效力（不妨称为进攻型效力，为权利人手中的矛），即权利人得积极行动的方式或者效果；二是消极效力（不妨称为防御型效力，为权利人手中的盾），即权利人得排除或者抵御他人侵权的方式或者效果（保障积极效力的实现）。而将权利分为支配权和请求权，正是基于权利之积极效力的不同内容（支配权为对物或其他利益的支配，请求权为对特定人的请求）。在此，积极效力表现权利的积极方面（积极效果），仅仅用来说明权利的具体内容（权利之积极利益是什么）。所以，‘物权是对物的支配权利，债权是对特定人的请求权利’这样的命题才能成立。亦即从积极的方面，物权是通过对物的支配获取利益；债权是通过对特定人的强行请求（对特定人的‘积极’约束）获得利益。而权利的消极效力则纯粹表现权利人抵御对其积极效力（积极利益获取）的侵犯，因此，其本质为对一切人的（消极）约束。正因如此，任何权利不受任何人侵犯的命题（权利的通性）才能概括地成立。
但‘物权是绝对权，债权是相对权’的区分是否建立于同一基点呢？显然，言及‘物权是绝对权’，是基于物权的消极效力（防御型约束力），而言及‘债权是相对权’，却是基于债权的积极效力（进攻型效力），亦即在选择对应点时似乎发生了错位，把债权人手中的矛（积极效力）去对应了物权人手中的盾（消极效力）。而债权人手中也是有盾的（债权的不可侵犯性）。在权利行使的内部环境，物权与债权有内容的不同，物权人权利行使针对的是物（支配行为），不对人产生积极的约束力；债权人权利行使针对的是人（请求行为），对特定人产生积极的约束力。为此，说物权是支配权，债权是请求权；物权表现特定的物于特定的人之归属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或者联系，并非指法律关系），债权表现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的财产流转关系（亦非法律关系），是可以成立的。而在权利行使的外部环境，物权与债权的效力之实质是相同的：保护其正常存在的内部环境不容破坏。至于构成侵权条件的不同（基于交易的竞争性，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成条件极为苛刻），不能说明权利消极效力（对世性、绝对性）的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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