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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上，我国监督主体是相当全面的：一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二是行政机关的监督；三是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和查处违纪党员的纪委检查委员会；四是政协、工、青、妇提出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的团体监督；五是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的举报、控告、批评建议的群众监督；六是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但在监督实效上，这些监督主体的作用远没有发挥到位。如新闻媒体，本来在反腐败中应该是大有作为的，应该是最有力的监督工具。不少人“不怕上告，只怕见报”，可见报纸的威力。但长期以来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模式，使得批评报道由次要地位降到几近于零，不敢触动实际和深层次的问题，客观上起着压制批评的作用。现在我们的报纸要进行批评监督，很不容易，往往要经过某一级批准。这样做的后果是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对腐败现象网开一面，是与发展人民民主背道而驰的。一张代表人民利益的报纸应该是敢于秉笔直书的，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代言者。
就权力机关的监督而言，每届人大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大，这是事实，但应当看到的是，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仍把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看成是“挑刺找麻烦”，是“多了一个婆婆”，甚至认为加强人大监督是削弱党的领导，是“同党委唱对台戏”，是“党委决定，政府办事，人大挑刺”。因而有些领导干部不重视、不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少数干部习惯于个人说了算，不能容忍别人监督批评。而一些人才专职常委对监督工作也同样有畏难情绪，认为人大监督阻力大、难度大，监督多了怕越权，监督少了怕失职，甚至对一些严重违法行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实行监督。为此制定一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法是极其必要的。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制也有待改革。检察机关具有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职能，而许多职务犯罪案件与地方党政领导有着某些极密切的联系。这在目前检察机关的财政权、人事权均归当地党政领导管理的体制下确难行使监督作用。这是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理相违背的。在运作机制上，案件线索基本来自举报，未能像国外一样由检察官主动出击。据韩国一位搜查部检察官介绍，他们平时的主要工作便是主动分析哪一名官员可能贪污受贿，然后千方百计找到犯罪事实，反映了他们调度灵活、工作主动、职权独立、行动自由的特点，这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根据纪律检查的现行体制，各级纪委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并由原来归同级党委一元化领导改为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这有利于增强纪律检查机关的相对独立性，强化纪委的监督职能。但是，纪检工作仍受到本地区利益和党委主要负责人个人因素的制约。纪检干部处于与党内腐败现象激烈较量的前沿，现行纪委的工资福利、人员编制归同级政府管辖，机关干部任免归同级党委管辖的体制，不利于纪检工作开展。因此，要加强纪检监督，就要在干部管理、案件查处、检查督促等方面给纪检机关以更大的独立权限，这是保证纪检机关更加积极主动行使党纪监督职能的不可或缺的方面。
1986年重建行政监察机关以来，国务院已经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行政监察法规，使行使监察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但是，要适应形势发展，行政监察职能还要进一步具体化，制定相应的细则和监察标准，理顺内部关系，进一步完善监察体制，对此有必要考虑对行政监察系统进行重大改革。按现行体制，监察机关属于行政机关序列，这样无权监督国家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人大机关的公职人员，形成监督空白区。因此，建议考虑撤销现有的行政监察机关，在人大机关中组建人民监察委员会赋予更大的监督权力和更多的监督手段，这既可强化行政监察，又可增强人大权威。
至今，仍有一些地方把加强审计监督同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经济发展对立看待。这需要通过制度加以落实，同时，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相比较，审计力量严重不足，无暇做好经常性审计工作，不利于对经济方面权力行为的制约。
在各级机关的行政监督中，近年来只有部署，忽视督办和检查的倾向严重。
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作用来说，当前要建立方便快捷、形式多样、处理及时、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防止打击报复，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举报制度；建立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及各种举报认真核实，及时反馈的公文处理制度；建立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反腐败积极性的义务监督员和报告员制度；建立各级党委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经常保持联系和信息反馈的反腐败问题恳谈会制度；建立重大案件群众参与查处的观察制度；建立人民群众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腐败现象时对个别公务员的公开查询和得到公开答复的质询制度等。
我国反腐败监督主体的全面性是建国以来长期斗争实践形成的，而监督结果的有效性则是需要今后制度建设的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的。这些制度严密有效，便是掌权者“不能贪”的客观基础。
（二）以严密的制度提高公职人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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