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炒西方学者的冷饭。没有自己的见识和洞察力，没有自己的发现。
乃至在国内的其他学科面前。也被讥笑为“幼稚的法学”。这种状况
是中国法学家的一种耻辱。我们这些学术法律人有义务改变这种状况。
“知耻者近乎勇”，但光有勇还很不够。我们还必须找到法学发
展的突破口。从总体上看来，这个问题必须通过研究中国问题来解决；
从具体上看，我觉得司法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论创造的潜力。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本书的第四章中有比较细致的分析，为了行
文的必要，我在此作一个简要的概括。我的基本分析是，欧陆法学是
以立法为中心的，司法的知识在那个知识体系中变得看不见了（请回
想一下，你能否想出一本欧洲学者写的有关法官司法的学术著作？）；
英美的法学是以司法为中心的，司法的知识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得到了
突现，但是其司法哲学主要是围绕着上述法官的司法意见展开的，包
括其司法制度和法学教育制度都是为这一法学形成创造了条件（请回
想一下，美国司法审查制度，苏格拉底案例教学法，法律推理，法律
解释，
宪法原旨，程序正义等）。因此，在这个格局中，我们看到有
一块巨大的理论空白，那就是对初审法官的实践和经验的研究总结。
可以说，这种研究成果极少。正是在这种开阔的视野中我们看到了中
国法学可能开拓的处女地。
中国学者有接受这一资源的条件。中国当代的司法制度就其直系
血缘关系来说是欧陆法系的，在这一制度下，至少在1990年初的司法
改革之前，由于种种原因，[18]绝大多数案件无论事实争议还是法律
争议都是经由法官处理的。即使改革后，法官仍然要就事实争议和法
律争议作出决定。因此，中国的初审法官与其欧陆同行更为相似，而
与其美国同行不同。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中国初审法官积累了大量的
关于如何处理事实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处理事实问题的制度和“技
巧”。制度上的例子之一就是，即使在事实争议上也大多采取合议庭
审理，这就限制了独任审判中法官可能拥有的关于事实的过大裁量权
。对于这种极为简单的常见的制度，我们其实都没有从道理上作出细
致的分析，特别是在制度比较中进行理性的分析、讨论和批评。因此，
积累在这种制度或技术中的知识，并没有得到足够研究。
必须指出，中国初审法官的这些制度和技术不仅仅由于中国的欧
陆法系传统，而更多的是与中国的特殊情况相联系甚至是由其决定的。
首先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疆土辽阔，民族众多；即使是同为汉族，
各地由于地理、人文环境的不同，经济交往的缺乏，也形成了“十里
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情况。与欧洲国家地域相对狭小，因工业化
和商业化带来的社会同质化程度高，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在中国这
种社会环境下，一方面尤其需要统一的法律作为指导，而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法律的执行和有效，又不可能严格执行统一的法律，因此在
中国司法中强调的不仅是合法，法官经常挂在口边的一个说法就是要
“合情合理”。严格地按照法律办事往往被认为是教条主义。对这些
问题的研究（注意，并不是简单认同，而是如同对待中外的一切前人
的做法那样，都一定要有一点怀疑的眼光，仔细分析权衡利弊），都
可能发展法学的理论，推动法律的实践。
此外，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心目中的许多关于法官的印象都
是从书面来的，很少经验性研究，因此，有许多已经被作为“事实”
为人们接受的，其实未必是真是的。比方说，有许多研究都说，由于
中国的司法独立不是讲法官独立，同时有审判委员会等制度，因此中
国法官的权力很小。但是，这个印象是从概念中推出来的。只要仔细
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的法官的权力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很小，
受到很多限制。首先，由于法官不仅审理法律问题，而且审理事实问
题，法官因此就拥有了很大的裁量权。[19]而且我在后面的经验研究
也表明，这种权力过大的情况确实存在，甚至造成法官在一些案件上
寻求各种制度来推卸这种审判上的责任，而不是要求权力。这种裁量
权还表现在只要审判结果符合“实质正义”，就能得到其同行甚至是
社会的接收、认可和欢迎。例如，1997年，海淀区法院在法律没有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