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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的思想追求。我们当然可以有理想，可以设计。但是，第一，
每一代人都应当首先关注它们面临的问题，都必须知道自己理性的限
度，“儿孙自有儿孙的福”，那种“为万世修太平”的理想隐含的是
一种权力意志[16]，追求的至少是知识的霸权，隐含着对他人对后代
的权利的剥夺；第二，我们怎么可以想象后代甚或我们的同辈都会按
照我的意志去做呢？我怎么可以设想在此后的社会生活中，不会出现
新的“是变”，打乱我们设计的前提呢？除非历史已经终结！
研究中国问题，会不会使得我们获得的知识失去其普遍意义呢？
我认为不会。知识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生产者的
主观意图或追求，而在于它有没有效用，能否为不同的人借鉴和使用。
知识的产地或知识资源的产地本身并不能最终决定知识的市场（尽管
我不否认有其他因素会影响知识的市场），而在于产品的质量和效能。
在这一点上，知识产品和其他产品是一样的。日本生产的电视机是可
以在全世界上销售的。不错，作为知识发展的总体而言，针对当今世
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的问题也许是地方性的。但是如果不是
将现代化视为一个单线的进化，不是将法治视为只有一种模式，那么，
任何国家的经验和知识都曾经是地方性的（不要忘记，今天的英美法
的制度就产生于英国皇室派出的巡回法官，他们依据当地普通人的习
惯裁决纠纷，这是一种非常地方化的实践）。从地方性到普遍性之间
从来都没有而且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截然的界限。
最后，我们也不应当把中国的现代化视为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异端，
以为只有西方社会的发展才是正统。我们也不应当把中国的现代化过
程或法治过程视为一个对正统理论的适应和改造，把中国的现实问题
都视为没有实践或理论价值的问题。作为人口占了世界人口1/5的中
国，其问题本身就具有正当性。而且，退一万步说，即使中国的问题
是一个异端，但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必须认识、回答、解
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总不能老是借用米兰•昆德拉的一部小说名——
“生活在别处”吧？！
四、学术意义
中国正处于一个空前的发展时期，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处于一个重
要的发展时期。与之相伴，中国的法学也应当有一个繁荣时期。然而
法学的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法治的发展而来，因为法治的确立是一种
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确立，这主要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和试错过程的
产物，而法学却更多的是一种智识性的表现，是对法律实践的和法治
实践的正当化和表述。因此，我拒绝那种唯心的观点，认为法学研究
的发展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原因或主要原因。[17]但我也不想走向一种
相反的决定论。这两者的关系更可能是一种互动的、辩证的、相互强
化的。如果其关系真是如此，那么法学研究对中国法制建设也就并非
完全没有意义。即使假定法学的理论发展并不能直接对中国法制的形
成和确立起决定性的作用，我还是认为，它可能产生一种间接的作用，
即通过法律话语的形成而形成法律的共同体，构建一种法制和社会生
活所必须的社会共识，并以此来促进法治的确立。最后，假定法学研
究具有不依赖法制建设的独立的学术意义，那么作为中国学术的体现，
作为中国法学工作者存在意义的依赖，我们也必须努力推动法学的发
展。
问题是如何发展中国的法学。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现状，在我看
来，是很不令人满意的。大而空的研究，从条文到条文的法条主义研
究，处处可见，好一点的也只是倚重国外或我国台湾地区一些学者的
著述和国外或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做法。结果是，尽管在法律条文的
解说上有所丰富，回答了国外或我国台湾地区是如何做的，但往往并
没有回答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是诉诸于一些无法操作的、因此也难
以形成实践性共识的抽象价值，或试图发现一种在研究者看来具有先
验性的永恒真理，将在一定时空中行之有效的做法或正当化方式当作
永恒有效地普遍真理。一旦中国的社会法律实践与这种法学理论不相
符合，学者往往就会用应然的论点替代实然的分析。因此，尽管面对
的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国当代法制的迅速发展，法学界至
今没有而且似乎目前也不可能给予有力的回应。我们的法学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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