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
宪法与政策的关系看：
宪法作为政治法，无疑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但“
宪法不是政治的奴仆，更不应成为政治生活的晴雨表”[9]倘若
宪法的政治功能过强，容易导致
宪法政策化的倾向。而政策作为执政党的灵魂和生命无疑会对
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发挥指导作用，但这种“指导”只能是通过正当、合法的程序。同时，政策的制定应该符合宪政的精义，政策作为
宪法合法性的补充，政策的权威必须从属于宪法规范的最高性，
宪法不应成为政策的附庸。江泽民说：“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而在“政策性修宪”模式下，修宪的发生服从于政策的变动，而变动了的政策又在
宪法的修改中发挥着指导的作用。因此，倘若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政策高于
宪法的泥潭。
最后、从
宪法的稳定性看：
宪法的稳定包括一国宪法的稳定和一部
宪法的稳定，它是
宪法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
宪法权威赖以建立的基础。由于“
宪法的稳定和
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和国家的命运，绝不允许对
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10]，因此，许多国家通常“不愿轻易动用修宪程序来满足社会变革合法性、合宪性的要求”[11]当然更不愿因政策的稍微变动而动辄修宪。但我国却常常与此背道而驰，比如对于外交政策，“五四”
宪法规定：“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并且“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后来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这种“友谊”何谓“牢不可破”？既然同苏联的“友谊”不能“继续发展和巩固”，这岂不有违
宪法的规定？况且随着以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五四”
宪法的规定就很不合时宜，从而最终导致原有规定的废除和“七五”
宪法中新的外交政策的确立，
宪法修改的频繁也就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