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1中可知，近两年来，在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范围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76人发表与“金融危机”这一检索词相关的论文共计30篇[13]。检索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些论文肯定对此次金融危机给予了关注，做出了回应，因为这些论文的标题就非常鲜明的体现了这些关注和回应，例如，《华尔街金融危机中的法律问题》、《金融危机的经济法解析》、《金融监管权法理探究——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等等。

　　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在总体上，这些统计结果仅仅表明近来经济法研究与“金融危机”这个词语之间的某些相关性。我也声明了，这两者之间相关度的强弱则在所不论。也就是，这些相关性是一种粗浅的定性分析，而非定量分析。分析到此，能够粗略地估算出经济法学界对金融危机的回应，但，这只是第一步，并且只是粗略的估算。

　　粗略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无法从“30”这个数字和这些论文的篇名判断，经济法学界到底做出了什么回应，回应的内容是什么；甚至于，我们有理由怀疑，某一篇论文篇名中的“金融危机”根本就不是指的此次金融危机，而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抑或是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论文根本就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回应。

　　我们不妨作个简单的文本分析，看看以上30篇论文与此次金融危机的关联度。如果某篇论文的主题是与本次金融危机直接相关的，则将其归为第一类，此类论文共计15篇。其中，有的论文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宏观视角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原因，强调了经济法学研究金融危机的价值和必要性；[14]有的分析了华尔街金融危机中的暴露出来的多重法律问题；[15]有的从金融法视角开展了金融监管权的法理研究，[16]探讨了风险控制[17]、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18]提出了新的法律责任模式，[19]强调了金融合约安全港的重要性，[20]论述了农村合作金融的制度完善和外资入股农村金融的问题；[21]有的认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成为此次增值税改革最强劲的刺激之一”，[22]也有的从中反思了劳动法的定位和制度选择[23]，甚至还有的从金融危机中看到了经济法的重要价值。[24]如果某篇论文间接涉及或者提到了本次金融危机，则将其归为第二类，此类论文共计4篇，分别为经济法理论回顾[25]、研讨会综述[26]、中国法治进程评析[27]和虚拟经济立法研究[28]等内容。如果某篇论文所说的“金融危机”是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则将其归为第三类，此类论文共计5篇。[29]第四类论文所指的“金融危机”都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并非特指某一次，共计6篇。[30]这样的分析似乎令人惊讶，以最为宽泛的尺度计算，经济法学者群对此次金融危机做出回应的论文是19篇（第一、二类之和）。

　　但是，有一个必然存在的质疑会接踵而来。那就是，我们也依然无法从“30”和“19”这两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数字判断出“多”或者“少”，也就是说，这些与“金融危机”这一关键词相关的论文算多吗，和什么相比而言是多，和什么相比而言是少呢？这样的质疑都是非常合理的，也是有必要予以回答的。

　　三、与其他部门法学者群的比较

　　如果仅从表1去分析，确实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我们既可能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法学界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竟然发表了如此之多与金融危机相关的论文；我们也可能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近两年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76人只发表与金融危机相关的论文30篇，仅占他们论文总数（473篇）的6.34%，人均0.39篇，并且，这些论文集中于18位学者，有58位学者没有相关论文；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按照上文的文本分析，则数量显然太少（19篇）。之所以可能有这样的分歧，主要是缺乏一定的可供比较的参照物。可能想到的参照物，便是长期以来与经济法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几个部门法学科，即民法学、商法学、行政法学，不妨以这三个部门法学为代表建立一个参照系，将它们近来与“金融危机”相关的论文数据与经济法学界的数据作一个对比，看看结果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先予说明的是，对以下的数据，我力求精确，反复进行了核实，如果有误，当然需要修正，但并非本人为达到先设的结论而修改了数据。

　　首先，我们以民法学为例，按照前述经济法学相关数据统计的方法[31]，以民法学会常务理事[32]发表的论文为研究样本，在中国知网中检索这些学者与检索词“金融危机”相关的论文，检索结果如表2所示[33]。

　　表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