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前面几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经济法学者群的样本分析[52]与学科概貌的分析[53]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即，经济法学是前述几个部门法学中对此次金融危机给予最多关注、回应最多的，这些关注和回应是其学科特色与使命所要求的，也与金融危机的迫切性成正相关关系，真可谓殊途同归。

　　不过，经济法学2008年至2009年有关金融危机的论文数占本学科收录论文总数的6.12%（见表5），而同期经济法学者群有关金融危机的论文数占其论文总数的6.34%（见表1），仅比前者高出0.22个百分点。而民商法学同期相应数据之差为3.67个百分点（4.55%－0.88%），行政法学同期相应数据之差为2.15个百分点（4%－1.85%）。显然，民商法学者群（常务理事）和行政法学者群（常务理事）普遍比他们所属部门法学的其他学者更加关注金融危机，而且关注的程度高出很多。而相比之下，经济法学者群（常务理事）并没有同样显著的表现。

　　以上这些数据分析，对其可以作何种解释？基于我个人对经济法学的价值判断，在下文稍作评价。

　　五、并非结论的结论

　　之所以单列一部分来阐述对以上数据分析的判断和评价，是因为本部分的风格与前文将有较大差异，主要的差异就在于前文是举数字、摆事实，相对来说比较客观，而这一部分直接涉及到价值判断，甚至就是以我的价值判断作为前提来构建的，因此其主观色彩必然浓厚，也因此而不能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结论，姑且当作需要以后进行反思和证伪的假设。

　　前文的数据确实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分析的角度也可以有许多，在此仅集中关注三个方面的反差。

　　首先，关注度与广泛性的反差。经济法学对金融危机的关注是比较多的，尤其以2009年为最，大概每10篇论文中就有1篇提及“金融危机”，但同时也意味着，每10篇经济法论文中还有9篇只字未提“金融危机”，并且，还须考虑到这样的比例没有排除诸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之类的情况。而前文经济法学者群的分析也表明，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回应过于集中于少部分人和少部分论文。因而可以说，经济法学对金融危机关注得不够广泛，至少这场全球性灾难不如民（商）法广受关注。近两年内，“民（商）法”继续深入渗透到大部分经济法学论文之中，大概1/3的论文提及了“民（商）法”，不少论文即使在谈论某个制度问题时，也会说“该问题民商法无能为力，而经济法大有可为”之类的。在此不讨论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是，试想，如此规模大、波及广的金融危机爆发，经济法学有哪些理论领域可以对此无动于衷呢？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自然稍有不甘，年轻的经济法学界面对渗透经济生活每个角落的金融危机，其回应的声音依然不够宏亮。因为，经济法有着强烈的现代性和经济性特征，[54]关注经济生活、解决现实问题应该是经济法学的学科特色和历史使命之一，经济法学理应普遍而广泛地研究此次金融危机。由此看来，留待经济法学的时代使命似乎依然沉重，更多的经济法学者还应作出他们的贡献。

　　其次，总论与分论的反差。在我看来，除了极个别的领域，经济法学从总论到分论均应对金融危机作出回应，至少，这场波诡云谲的危机可以成为学者思考理论问题的一个背景或切入点。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经济法学者可以从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财政法、税法、产业法、价格法、计划法、经济法责任等诸方面来解析金融危机。[55]而检索结果表明，大部分的论文都是从金融法、财税法等角度来解析金融危机的，从经济法总论来分析金融危机的少之又少。似乎，经济法研究总论分论两张皮的情况在金融危机下充分暴露，甚至进一步恶化了。其实，就经济法总论来说，在金融危机中，各种各样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面貌、调控或干预的方式、效率与公平的抉择，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当然，似乎在一般情况下，就与现实问题的关系而言，分论研究比总论研究更贴近现实，但，也肯定不是说，总论就要疏远现实。尤其对于经济法而言，总论部分的各家理论还缺乏足够的证伪过程，更应该主动亲近现实，到现实中去检验其合理性与科学性。危机来临，既是祸害，也难说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僧人出关要过极其艰险的铜人阵，而此次金融危机，就恰恰是检验各种经济法理论的极好铜人阵。所以，留给我们的疑问就是，总论是否能提高对现实生活的亲和力呢？总论能否对现实生活有足够的解释力呢？

　　最后，问题与主义的反差。问题与主义是长期以来困扰经济法学的两条研究路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法学由于面临自身学科地位和学科自治的严重危机，难免侧重于研究“主义”，强调合法性、正统性、自洽性等等。而今，我们似乎看到了问题与主义两条路线的融合并存。关于金融危机这个现实问题的研究数量甚至超越了传统的“主体”、“体系”、“地位”等关乎主义的研究。看来，路线之争似乎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并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出现了问题与主义的共生共荣。问题与主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在金融危机面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而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处理不好，恐将导致经济法学自身的危机。就目前来看，经济法学自身学科自治的内部危机尚未完全解决，又突然遭遇需要其作出回应的外部危机——金融危机，可谓危机复危机，危机何其多。内部危机和外部危机是一个连环套。一方面，内部危机不能解决，则无法建立一套自洽圆满的理论体系来解释现实世界，甚至还要忙于向其他部门法学强调本学科的合法性，自顾尚且不暇，何以抽身回应外部危机？另一方面，外部世界发生的金融危机提供了很多没有解决或者尚未解决好的法律命题，如此千载难逢的机遇，经济法学本可以大展身手，充分展示其学科魅力，但如果不能很好地回应这些法律命题，则将进一步危及经济法学的公信力，产生经济法学科的合法性危机。内部危机和外部危机很可能恶性循环，这就是经济法学面临的新的、更大的危机。如何解决这些危机？问题与主义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应该是解决之策。当前两条路线的并存是一个良好的开局。但另一方面，我也警醒地追问，两条路线的融合并存是否能成为一个常态？对金融危机这个现实问题的关注是现实压力逼迫下的特殊反应吗？统计表明，关于主义的研究依旧占据了相当的份量，经济法的体系、主体、地位、责任以及其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依然是经济法领域主要的研究内容，甚至在经济法学科地位已经确立的今天，仍有大量的研究纠结于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因此，尽管问题研究的数量显著增长，但问题研究仍显不够，各种经济法理论面对金融危机，在运用自身理论进行解释或制度建构时，都远不如与民商法展开交锋时的激烈，也不如各种经济法理论互相争论时的热烈。这就似乎可以对前面的几个数据进行解释了。即，经济法学作为新生部门法学，当然缺乏一定的学科安全感，自身建设的许多任务尚未完成，分散了部分研究资源，这也许就是前述经济法学者群在个别指标上低于商法学者群的原因之一。当然可能还有其它原因，但请允许暂且搁置对这些原因的探讨，而集中于对经济法研究主题的考量。基于传统研究主题（体系、主体等）长期以来的强势，我总不免有种担心，当金融危机大潮退去，外部的现实压力顿减，生活复归于平静，经济法学又将重复昨天的故事，高举主义的大旗，“东风压倒西风”。尽管如此，担心归担心，对问题与主义的并存，我仍愿意抱着十分的信心。

　　从金融危机这面放大镜看到的三个反差，以及未曾述及的其他问题，置于经济法学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其特别的学术价值，它们再次强调了现实问题的复杂和法学研究的使命。当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展现给世人一幅幅陌生的图景，给法学人提出种种亟待回复的问题时，当“传统的法律学者也越来越无法回答有关法律的最迫切的问题”时，[56]已过而立之年的经济法学，应当能以自身的学术贡献，迎接十年后的更多成熟，并自信于不惑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