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属于两种体系的不协调、理念不一无法依赖于法律适用规则解决。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为例，公司治理中由于以董事会替代股东会，以“头数主义”代替“资本多数决”，并采用重大问题董事一致通过作出决议的原则，极易导致不能作出决议的现象发生，而这恰恰是2005 年《公司法》第183 条要解决的“公司僵局”。再者，外商投资公司法中的审批制度也与公司法中弘扬的公司自治相冲突。2005 年的公司法通过增加任意性规范等措施，强化了对公司自治与当事人自治，凡是应由公司或股东决定的事情均由公司、股东或其他当事人决定，政府与政府机关不代替公司、股东或其他当事人作出决策。这样，不仅提高了公司运营的效率，更加激发公司的活力，而且弘扬了私法自治的精神，强化了行为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责任感。与此相比，外商投资公司法中的审批制度所表现的是，当事人似乎没有对自己事情最终的充分决定权，还需要政府及其政府审批机构为其最后把关。这种制度弱化了公司自治，强化了强制性法律规范的作用，表现出与公司法的明显差距。无疑，外商投资公司法与公司法的距离不仅表现在公司治理与审批制度上，但这些制度足以反映出外商投资公司法与公司法的不同，不仅是具体规则的差别，而且是法律精神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同一法律形态的公司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规格与形象，无法运用一般法和特别法的规则解决，只能依赖于立法。而立法也有不同的结果，如果将外商投资企业法修改得与公司法一样，这无异于浪费立法资源； 如果加强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体系化，可能会强化两种体系在同一公司法律形态上的差别，渐行渐远。
(三) 外商投资公司法改革的路径： 与公司法并轨
需求产生动力，如前所述，改革外商投资公司法的一个动力来自解决外商投资公司法存在问题的需求。但应重视的是，通过外商投资公司法与公司法并轨，解决有限责任公司同一规格的时机已经到来，
其重要标志是外商投资公司法产生的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
外商投资公司法产生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立法非常薄弱，有些领域简直是空白。不仅没有颁布公司法，也没有制定出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合同法、劳动法、证券法等。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先行制定出仅适用于外商投资的，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为主干的外商投资公司法。然而，这种情形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事、商事的主要法律基本制定出来了，外商投资公司法产生的特殊背景已不再存在。并且，最近几年颁布或修改过的民事基本法律、商事基本法律的规定较外商投资公司法的规定更健全。背景的巨大变化动摇了外商投资公司法维持其体系的基础。外商投资公司法需要重大改革并实现与公司法的并轨，还源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投资公司法适用对外商投资优惠的原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民待遇原则被赋予了突出地位，在此变化下，人们追求公司规格与标准相同，适用规则相同，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涉外法律( 除专门规定涉外关系适用的法律外) 与涉内法律的并轨已成为一种趋势。涉外经济合同法与经济合同法并轨，调整各种合同关系的统一合同法的颁布就是一个。并且，现在提出公司规格与适用规则的差异主要是针对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