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崛起和“金砖四国”的语境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忽视或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中国虽然经历了长达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中国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依附性积累的基本模式。中国对西方中心国家的知识依附、技术依附、文化依附和积累依附依然没有彻底改观。据此而言，不但在现在而且至少在将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都不能称之为“中心国家”。同样，按照这个标准，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处于对当代发达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崛起的基础在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从世界体系结构的积累模式来看，相比政治和文化而言，中国的经济反而是比较脆弱的。崛起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人均GDP却只有4283美元，位列世界第95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难度越来越大。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卡霍(Timothy Kehoe)和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尔(Kim Ruhl)的研究，迄今为止只有韩国和新加坡成功地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其他追赶国家大都困在所谓的“墨西哥式第二阶段”。卡霍和鲁尔警告，“若不继续改革，中国的增长可能会大幅减速，从而可能困在一个比墨西哥还不如的位置。”[14]
第三，从长期历史运动来看，随着“金砖四国”的崛起，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数量将持续增加。老牌中心国家暂时不会有沦为半边缘国家之虞，但新兴经济体持续加入中心国家俱乐部，打破了西方国家垄断世界体系全部大国座席的历史格局。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是动态演进的，其不同部分遵循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在发展进程中趋向于扩大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这就意味着某些特定地区有机会使自己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朝着有利方向发展。“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中心国家的各种优势一直在扩大，但特定国家试图留在中心部分内的能力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事实上，在这种体系内，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从结构上看，优秀分子的循环出现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中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迟早要被另外一个国家取而代之。”[15]
具体来说，三个结构地带的变化可能存在三种主要趋势：第一，中心国家可能变成半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变成边缘国家。第二，边缘地区的某些发展了竞争优势的国家迅速崛起，上升为半边缘国家，继而成为中心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后成为半边缘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中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新兴大国的兴起，不仅预示着中心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且正在改变中心地区国家实力的排序。这就是说，“核心和边缘并非固定的，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是彼此相连的，这种关系在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被不断重新调整，如以前的核心地区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可能成为边缘地区，而以前的边缘地区经过竞争而成为核心地区，这主要视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程度。”[16]第三，半边缘地区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它呈现一种边缘化过程，但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而言，它又呈现一种核心过程。”[17]因此，半边缘国家存在着向上或向下运动的两种趋势，如果它们发展出更有效率的制度与产权，那么就上升为中心国家，如果竞争失败或经济长期衰退，就下降为边缘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