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的变化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不同于国家体系的分析单位，理解世界体系的关键在于理解它是一种自我形成的劳动分工。这就是说，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体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和纵向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之所以称其世界经济体，“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最终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加强的。”[18]沃勒斯坦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上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已经存在了500年而仍没有转变成为一个世界帝国，这个世界经济体就是近代西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个体系非常强大，“足以摧毁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所有体系。”[19]一方面，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在于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存在着多个政治体系，这正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之上，即经济因素可以超越任何政治实体控制的范围而在更大领域内发挥作用。这就给资本家提供了一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自由，它已使得世界体系不断地进行经济扩张成为可能。[20]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世界体系概念的三个特征：第一，世界体系是一种以单一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世界体系的发展动力是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沃勒斯坦认为，这种资本积累只是世界历史近500年才出现的现象，即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第三，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正是资本主义使全世界都被纳入到这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之中，而世界体系的上层建筑，即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多元政治结构则保证了这个单一劳动分工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保证了资本积累不被任何非资本主义力量所打破或终止。据此可以看出，现代世界体系的稳定是由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所决定的。
如果说世界体系是一种包括多种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内的单一劳动分工(形式？)，那么除非大国崛起实质性地改变了这种分工方式，否则就不可轻言任何大国崛起都将导致世界体系性质的改变。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划分为世界政治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文化体系，所有这三大体系都是由资本主义性质来定义的。世界历史上的三大霸权——荷兰、英国和美国，其兴衰仅仅导致世界政治体系的变化，即大国力量对比和强权座次的变化。然而，霸权兴起非但不能撼动世界体系的分工模式，反而还会扩展和深化这种模式，正如蔡斯-邓恩所说，在霸权的竞争周期中可以看到这个过程，霸权核心国家的兴衰，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和深化。[21]
这充分说明，大国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世界体系性质的改变，即便一个新兴国家的力量足够强大，如果它必须依赖于现有劳动分工模式，并且根本不可能运行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分工体系，那么这种力量充其量改变了其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上层建筑(即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它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世界体系的性质。况且，由于中心国家是维持现状的，新兴大国对世界体系上层建筑的任何冲击都会引起激烈的抵制甚至镇压。因为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心国家而不利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体系。总体上，国际体系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上层政治建筑，其政治功能就在于确保由资本主义分工和资本积累所形成的不平等交换机制的正常运作。一方面，“资本在核心地区的积聚提供了建立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动机，其能力之一就是确保边缘地区的国家机器相对弱化或维持相对软弱的状态。”[22]另一方面，针对新兴大国或挑战者进行集体镇压。20世纪90年代以来此起彼伏的中国威胁论正是为了这种集体镇压而制造舆论和道义借口。中国外交“韬光养晦”20余年，如今稍有“自信”，即被西方扣上“进攻性”(Aggressiveness)和“威胁”(Threat)等帽子。最近，英国《经济学家》(Economist)更是直接以“中国崛起的危险”为题，发表长篇研究报告。[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