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近代早期(1400-1800年)，即沃勒斯坦论述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初期阶段，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相对来说，中国在世界经济等级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欧洲只是处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的边缘，是次要角色。“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6]中国明清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的政治权力，比欧洲整体都要大。
弗兰克认为，在近代早期亚洲集中进行的商品生产和输出，不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始终保持着全球贸易顺差地位。其中，印度和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两个核心区。其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如印度生产棉纺织品和丝织品，中国生产丝绸、瓷器和茶叶。此外，两国在农业、(水路)运输和商业方面同样拥有强大的生产力。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中国的生产力、竞争力和中心地位从它一直保持着最大贸易顺差中得以反映出来。而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美洲和日本依靠向中国出口白银来弥补逆差，而非洲主要出口黄金和奴隶。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它主要依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业务，即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把美洲的白银出口到亚洲，把亚洲的商品出口到非洲和美洲，从而弥补其贸易逆差。
其次，白银资本推动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白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亚洲的主要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实行银本位制，需要大量白银来支持其货币体系。而金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和日本，欧洲和日本是白银的主要出口地。白银资本从美洲、日本输入中国，不仅维系着全球贸易流动，而且推动着工业、农业和商业机制的运转。欧洲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其利用美洲金银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获得了好处。
第三，欧洲的崛起绝非因为它具有特殊性(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和种族)和自身优势的经济力量。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不是因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因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简言之，“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7]
基于以上理由，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未来走向做出了判断：世界体系的领导权将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19世纪从亚洲转移到欧洲，20世纪从欧洲转移到美国，21世纪将从美国再次转移到亚洲。亚洲在古代世界体系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直到两个世纪前亚洲才失去了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西方获得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只是暂时性的，“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这一趋势，不过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复兴。”[8]
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现实地位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在扩张中形成的，扩张本身就包含不平衡的发展。世界性劳动分工创造了世界性商品链，商品链在空间分布上呈向心结构和等级化特征，正是向心性和等级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极性”，即三极化的核心——边缘——半边缘结构。核心地区是指那些集中生产核心产品的地区，边缘地区是指那些主要生产边缘产品的地区。核心产品是指使用高工资的熟练工人生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边缘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使用通常带有额外经济强制的低工资劳工生产的产品。……半边缘地区是指那些既生产核心产品又生产边缘产品的国家。[9]三个结构形成了一个以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等级体系。那么，中国崛起是否导致各主体在这个等级化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移动，如何理性地判断中国所处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