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律体系的开放性与司法裁判的能动性
19世纪欧陆概念法学曾盛极一时，其独尊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以国家的实证法为唯一的法源，强调法律体系的“自足性”，否定司法活动的造法作用，认为法官无需作价值判断。然而，在遭受20世纪“自由法运动”的批判后，概念法学早已式微，其“封闭自足的法律体系”观念，也已被扬弃，它至多可以成为一个梦想，却不可能成为一个现实。因为，立法者不得不使用带有开放结构的自然语言来表述法律规范，立法者是人，而不是神，立法者无法预知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实情况，以至于完全可用法律事先予以规范，而且，立法者对目标的认识也相对不确定。
即便在判例法国家，其法律体系也不可能构成毫无漏洞的法网。德沃金通过提出“整体性的法”概念，部分复活了“封闭自足的法律体系”观念。在他看来，美国的法律已经达到极其完备、无所不包的地步，如果有“新的”案件发生，看似无前例可循，但是只要法官有能力解读过去的判例，运用他所创造的“原则立论法”去解释，就足以对该“新”的案件提供裁判指引。德沃金一方面承认法官审判活动的创造性，不认为法官可以不从事价值判断，仅靠逻辑规则就可得出所有判决，另一方面又不承认法官“造法”，认为法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的价值判断，可以完全臣服于法律体系所提供的价值指引。法官基于原则的裁判，具有创造性，却不算“造法”，此一论断，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其问题的根源在于对“原则”的性质、功能、运用到具体世界的审案方式的错误认识。[7]
作为价值尺度的原则，恰恰使法律体系更具有开放性，而不是趋于封闭。因为“原则”是“开放的”，需要具体化的标准。原则“并非一律适用绝无例外，而且其彼此间可能适相矛盾反对”；惟有透过其彼此相互补充、互相限制的交互作用，原则的意义内涵才能发展出来。一般法律原则的效力根据，部分存在于被创制出来的秩序中，就此点而论，不可将原则想象为“非历史性的，仿佛是静止不动的”，即便是以法理念或“事物的本质”为基础的原则，也“只有借着与特定历史情境相连结，并借助当时一般法意识的中介，才能获得其具体内容”。[8]德沃金通过原则理论编织了一个法律体系封闭完美的高贵梦想，相比之下，同样将原则纳入法律体系的“评价法学”（Wertungs - jurisprudenz）则更为诚实，其在试图通过原则建构整体法价值秩序的同时，并不否认法官“续造法律”的空间。作为“法学之正统”的评价法学，已放弃近代理性主义支配下试图建立纯而又纯的“法律公理体系之梦”，而将法律体系看做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有待充实意义内容的“框架结构”。[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