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讼学文献促进了讼学的传播，丰富了法学的内容。讼学文献中十段锦的详细阐述，规范了诉讼文书的格式；对律例进行解答解释，发展了讼学。明清仕宦学法，多是学习律学，即从立法背景、法条关联、条文溯源上对律例进行考证。从讼学文献中可以看出，讼学不追求学理研究，仅在于能解决实际问题，是一门根植于民间的法学。
但是，也应看到，讼师的活跃和讼学文献的流通，也对明清法律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民间自古有好讼之风，而明清尤甚，民间广泛流传“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的谚语。不能不说，讼师和讼学文献对好讼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受明清科举制度的影响，大部分州县官虽熟读诗书，但对律例却知之甚少。熟谙法律的讼师往往会利用这一便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夸大其词、借助技巧感染地方官从而影响案件的审断之外，有些甚至还作伪证混淆视听，使人脱罪，等等。讼师介入司法程序、讼学文献传播诉讼技巧，不仅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也影响了民间的法律秩序。
【作者简介】
刘冰雪，单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
【注释】《吕氏春秋·离谓》。
《唐律疏议·斗讼》“诸为人做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答五十。”
河北大学的郭东旭教授较早地论述了讼学在宋代的产生，参见氏著《宋代之讼学》，收录于漆侠《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河南大学的陈景良教授从司法角度论述了讼学、讼师何以在宋代产生，参见氏著《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2/01。
襟霞阁主人撰：《刀笔菁华》附录《刀笔余话》，1923年东亚书局印行。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元祜元年（1086）四月：“立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编配法及告获格，从之”。李涛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哲宗之佑元年10月癸巳条，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3509页。
《大明律》卷22《刑律五·诉讼·教唆词讼》“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告同。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见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实，及为人书写词状而罪无增减者，勿论。”
《大清律例》卷30《刑律·诉讼·教唆词讼》“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至死者，减一等。）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告同；（至死者，不减等。）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见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实，及为人书写词状而罪无增减者，勿论。（奸夫教令奸妇诬告其子不孝，依谋杀人造意律）”
乾隆《元和县志》，《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10，第107页。
《樊山批判》卷11，批杜震仰呈词。
《樊山批判》卷7，批李永裕呈词。
《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一九乾隆七年例“教唆词讼”
夫马进：《讼师秘本＜萧曹遗笔＞的出现》，载杨一凡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62-466页。
龚汝富：《明清讼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版，126页。
现在所见民国初年的讼师秘本是对明清时期讼师秘本的重印或翻刻。
佚名：《惊天雷》上海民国8年（1919）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
李仪：《清代法律职业者的法律知识与法律实践》，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118页。
材料转引自龚汝富：《明清讼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版，133-134页。
平襟亚：《中国恶讼师》襟霞阁主印行1919年第1版，第9-11页。
云水、乐天子辑《折狱奇编》明翠云馆刊本卷一。
《霹雳手笔》清刻本卷三，转引自李仪《清代法律职业者的法律知识与法律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