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存在公正、威慑的行政或审判系统及形成市场参与者对制度、法律尊重与遵守的传统
对市场主体而言，对博弈秩序及规则的遵守取决于在博弈过程中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的比较，因为违法成本也将构成博弈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监管体系总存在违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的可能，则无论如何称颂这类表面完善的监管制度，其监管的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存在的实质意义。我们主张有效监管制度的价值在于通过系列的监管措施和惩罚手段使得市场主体能够对违法成本进行有效的评估，并且通过对这种违法成本的评估警戒、引导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在监管制度的选择与设计过程中，如果不存在相应的行政或司法审判制度以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或施加处罚，则任何监管制度都会因“没有牙齿的老虎”而被市场主体所架空。
对违反监管措施的惩罚必须能够触及到行为人博弈过程中的成本——收益判断，并且通过公正、有威慑力的裁决放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效应，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从而起到震慑的作用。因此，就行政或审判系统的架构而言，监管措施远非名义上的禁止和罚款就能了事，除了准入的禁令和罚款，高额的民事赔偿与严厉的刑事责任对于有效的监管体系而言都是必要的。高额的民事赔偿措施直接加大违法者的经济成本，严厉的刑事责任则是严重违法后果所要面对的机会成本的损失，这两种措施都可加大法律责任对市场行为者的约束力，进而形成证券市场参与主体对法律及市场规则的认同与遵守的习惯与传统。
四、零和博弈市场下有效监管之制度选择
（一）证券市场不应存在单一有效的监管制度选择
在监管制度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往往希望通过制度的设计与选择完全满足其政策目标。而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存在单一有效率的政策选择，只存在对应于每一种可能的既定制度条件下的某种有效率的选择，[16]（P5）即制度选择需要取决于实施条件和实施目标的可行性。在现实生活中，政府配置资源的目标函数不仅仅是效率，还含有别的指标（比如社会稳定、民众幸福感），这就决定了政府配置资源不可能以追求效率最大化为目标，政策或监管功能或多或少会以实现社会目标为目的。[21]由于效率与公平永远是一种矛盾的目标组合，单个的效率可能是以牺牲整体的公平为代价，而团体的公平性又可能是以牺牲市场行为的效率为代价，因此从监管职能与监管技巧角度而言，有效监管选择其实就是面临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起到相对公平下的最优效率的监管。
就此思路而言，本文认为任何监管政策或制度都只能是一种“次优选择”而非理论上的最优选择，因为理论上的最优选择通常是在特定假设条件下的理想选择，而由于现实生活中假设条件并不可能充分成就，因此所谓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一种模型，只起到指引监管方向的作用。由于监管的福利效果必须在即将发生的市场交易中加以检查，监管约束下的消费者和企业的决策将决定资源配置的结果，[22]（P11）所以，在对监管制度的设计及执行中，我们必须承认并选择某些“次优”方案或政策，选择此种次优选择并不意味着对监管效率的放弃，而恰恰是监管效率最佳选择的体现。（注：虽然理论认为监管不应涉及市场本身“优胜劣汰”的选择，但在市场出现危机时，监管者并不能完全以市场的效率作为监管的目标，其中还涉及到以“市场稳定”、“金融安全”为目标的监管目标延伸。比如，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摩根斯坦利由独立的投行变身于金融控股公司以纳入美联储支付保障体系，SEC的禁止“裸卖空”（shortsale）行为；英国宣布2500亿英磅的救助计划；欧盟主张联合设立3500亿欧元的共同基金维护市场稳定。这些政策或措施的采取都不是以效率为唯一目标的，甚至要牺牲部分的效率，但通过牺牲效率的方式换取金融的稳定性与安全，最终的目标还是防止市场主体大规模的违约、破产而影响市场的运行。）次优选择的制度目标是在非单一有效的监管目标下，使制度设计成为一种使一些人能变得更好，而没有人变得更坏的制度。[4]（P306）
（二）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选择必须考虑市场的预期与反应
制度变迁具有建立新偏好的目的，[4]（P301）一组制度能够影响市场和合作制度的发展，它又会反过来影响不同群体获取政治权力及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制度对权利的设定与偏好会对市场参与者的成本产生影响并间接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决定，监管的预期结果将反映在消费者和企业利益集团对监管过程的参与性，最终被选择的监管政策将反映消费者和企业对市场均衡结果的关心。[22]（P11）因此，在“次优选择”的模式下，为最大实现制度设计的目标，在选择和实施任何监管制度时，监管者必须了解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竞争的期望与选择，了解市场参与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可能做些什么以及对违反制度后果所持的预期态度与可能的选择，并根据这些判断制订相应的预案与措施以落实监管政策的实际执行，这也是监管者贴近市场、理解市场规律的一个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