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提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由于不得不在各种危机中挣扎奋斗，他们的性情言论大都焦躁偏执。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在学西方还是在对旧礼教的批判中，焦躁偏执确实都有表现，如胡适白话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如当时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就显得矫枉过正、简单偏激了。然而也不尽如此。新文化运动的健儿们对东西方文化并不都是一概打倒或一概接受。如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新旧思潮之激战》：“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两种思潮，互相推演，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对方的势力”。 就连主张“一心一意西化”的胡适，也自称“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并终身服膺之，死后还落了个“新文化中旧道德楷模”的名声。至于陈独秀，早在写作《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时就已经看到西欧近代文明的诸多问题，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竞争人权之说”和实际人权状况持明显的批评态度：“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随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这已经逼近了辩证唯物主义人权观的高度，即使拿到现实生活中的今天，用于评判国际上某些强权势力单边推行的人权标准、以及在国内捍卫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抵制权贵资本的特权，仍然不失其价值。对于儒家思想中有可能生发出人权的因素，陈独秀也有认识，他总结说：五四时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因为旧王朝把孔子当做神圣供奉以维护其统治。“但在学术上，孔、孟言论，有值得研究之处，如民贵君轻之说，有教无类之说，都值得探讨。”
三
迨至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民族危机，国难当头，青年学生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力急剧转向“外争国权”。 对内也由争取“小我”个人的权利、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逐渐转向关注“大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利。可以认为，到1919年年中，以个人解放、个人自由为主要诉求的新文化运动告一段落。尽管如此，10年以后又发生了胡适等人掀起的人权讨论，或被称为“人权运动”，批评国民党政府限制自由，要求制定宪法确立法治，保障人权。“人权运动”以自由派同仁杂志《新月》和著作《人权论集》被查禁、罗隆基被逮捕、胡适无奈地表白自己只是“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而告终。 在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下，中国人权的火种似乎湮灭了。五四以来的严酷现实告诉人们，没有民族和国家的自主、独立，不铲除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社会制度，个人的自由无法保障，普遍的人权无从谈起。从那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人权问题转变为民族独立问题和被压迫阶级解放问题，对人权的要求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和反专制反独裁、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国内革命战争。五四以后，新文化日益深入人心，并从中萌发出学习和传播另一种新西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运动。新一代中国人更高地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平等、自由等新思想新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催生了即将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础上实现使人人达到享有充分的人权的目标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