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梁关注的重心都是民族和国家的兴亡，但已经看到了民权、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如梁启超在《新民说》里的呼吁：“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严复认为，中国历代圣贤都畏惧自由，因而从来不讲自由。儒家思想中的“恕”（可释义为宽容、仁爱）和“絜矩”（修己安人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规范）与自由“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论世变之亟》）。他甚至提出要“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原强》 梁启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几乎息矣。”（《新民说》） 有研究者指出，严、梁这些言论开天赋人权说和自由主义在中国之先河。 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这里讲的自由、自治或天赋人权，所表达的其实是同一涵义。
辛亥以后，革命成果被窃取，军阀专制统治下国家政治更加黑暗，从袁世凯复辟到宣统复辟，一再掀起尊孔复古的浪潮。袁世凯诬蔑民主共和造成“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命令全国“尊崇孔圣”。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知识分子痛感“所希望的件件落空”，于是“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被梁启超称为中国进化历史新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并且高扬起从近代西方思想库拿来的“人权”大旗，用以对抗儒家的纲常伦理。对此，陈独秀说得最清楚。他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更把人权置于近世文明的首位：“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在一卷四号《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反对北洋政府所倡导的尊孔复古运动，认为孔子是被历代帝王神化了的圣人偶像，是束缚人们思想的“专制政治之灵魂”。他寄希望于青年，满怀激情地讴歌青春，“俾以青年纯洁之躯，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青春》）他笔下的“堂堂七尺之躯”，是昂头阔步面向未来充满青春活力敢于为发展燃烧自己的生命主体。吴虞着力评判儒家礼教，揭露所谓孝悌为仁之本、天地君亲师为礼之本，不过是“教人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鲁迅则写了《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等系列小说、杂文，以之为武器，无情地揭露了写满“仁义道德”“忠、孝、节”的旧礼教“吃人”的本质。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包括婚恋自由、妇女解放，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