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质押采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似乎符合逻辑，然而著作权质押却有其特殊性。著作权质押采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在于以下几点：（１）登记生效主义模式是否会增加交易成本？（２）本着“同一事件作同一处理”的原则，在著作权领域，权利的取得实行自动取得原则，著作权的转让和许可尚未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著作权质押又为何要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呢？（３）2000年我国台湾地区在进行所谓的“著作权法”修订时之所以将所有与著作权登记相关的内容删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著作权登记可能会让民众产生“有登记方有权利”之误解，扭曲了创作保护主义。虽然这种立法的合理性值得商榷，但也值得我们反思著作权质权登记制度。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著作权质押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即著作权质押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五、结论
由于知识产权的变动模式是财产权利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交易安全、交易成本以及外部性等因素。笔者主张，为保障作为无形财产的知识产权的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应建立一套以登记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变动公示体系；在知识产权转让中，鉴于著作权与专利权和商标权社会属性的差异，著作权转让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而专利权和商标权转让则应维持现有模式，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知识产权许可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知识产权质押主要采登记生效主义模式，而其中著作权质押登记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作者简介】
苏平，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参见齐爱民：《知识产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6－347页。
参见黄玉烨、罗施福：《论我国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的构建——从著作权的“一女多嫁”谈起》，《法律科学》2005年5期 ；刘璐、高圣平：《专利权质权设定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4期。
参见张建文：《俄罗斯知识产权立法法典化的创举：统一技术权制度》，《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参见黄玉烨、罗施福：《论我国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的构建——从著作权的“一女多嫁”谈起》，《法律科学》2005年5期 。
转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第266－267页。
参见丁南、贺丹青：《民商法交易安全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孙鹏：《民法上信赖保护制度及其法的构成——在静的安全与交易安全之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期。
参见尹田：《论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6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60—261页。
参见叶金强：《
物权法第
106条解释论之基础》，《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
参见高富平：《物权公示与公信力原则新论》，《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钱明星：《论我国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英］Ｆ．Ｈ．劳森、Ｂ．拉登：《财产法》，施天涛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版，第3页。
［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１６版），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参见沈满洪、何灵巧：《外部性的分类及外部性理论的演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6月第4版，第77页。
参见来小鹏：《著作权转让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5期。
参见刘璐、高圣平：《专利权质权设定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