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示公信：交易安全的实现方式
财产权的表征方式与公示原则的关系在我国学界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以物权为例，我国学者关于物权公示的对象有“享有或者权利说”、“变动说”、“享有及变动说”和“享有、变动及消灭说”等。[8]为了便于论述以及厘清表征方式、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叶金强先生的观点，[9]将知识产权静态归属的表征与知识产权变动的公示以及其公信力加以区分。
1．知识产权静态归属的表征方式与公信原则
在财产交易中，为获得排他性产权，交易相对人必须透过某种信息渠道去了解和落实涉案财产的权利状态，以避免遭受损害。若将此种信息渠道的构建和权利状态的落实完全交由交易相对人，则往往需要通过一步步回溯权源的方式来实现，但这种方式极可能导致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现代财产法透过财产权的表征方式建立起一条稳定的信息传递渠道。交易相对人可以通过该渠道达到识别权利主体、了解权利状态之目的，而这种为法律所承认的识别权利的途径和方式即为财产权的表征方式。以物权为例，物权的表征是权利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外人表明其拥有物权的事实和外观，是世人借以判断某人拥有物权的初步依据。因此，物权表征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利表象或权利外观。[10]在现代物权法中，占有被确定为动产物权的表征方式，而登记则被确定为不动产物权的表征方式。因此，交易相对人可以通过观察交易之动产的占有状态或者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方式来达到获取交易之动产或不动产的权利主体和权利状态等信息之目的，以避免因交易信息的不对称而可能导致的交易风险。然而，仅仅具有财产权的表征方式显然不足以保护交易安全，于是，现代财产法在财产权表征方式的基础上推导出公信原则，即第三人因基于对法律认可的表征方式所标示的权利状态的信赖而进行某项交易时，即使该表征方式所标示的权利状态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第三人也不会因表征方式传递信息的错误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典型就是善意取得制度。“可见，公信原则的目的在于保护交易的安全与便捷。它有时虽然不免牺牲真正权利享有人的利益，但这是法律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权利享有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进行均衡、选择的结果。”[11]
在知识产权领域，因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的产生方式的差异而导致知识产权表征方式的云泥之别。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产生虽然涉及创造性行为、申请行为以及国家主管机关的授权行为三个方面，但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商标权和专利权需要经过申请、审批、登记、公告等程序才能获得保护。专利权和商标权的登记不仅涵盖权利主体、权利范围以及权利期限等极为详细的权利信息，而且以国家主管机关的名义发布，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而第三人因信赖主管机关的登记信息而与登记的专利权或商标权主体进行交易时，其信赖利益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此即登记公信力的应有之义。与此不同，著作权采取自动取得原则，即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一经完成即获得著作权的保护，不存在主管机关的授权行为和权威的登记信息系统。因此，著作权的享有无法通过登记的方式来表征。即使权利人可以通过自愿登记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权利，著作权权属登记也无法与专利权和商标权权属登记相比。这是因为，一方面著作权权属登记为自愿行为，因为受到成本等因素的制约，真正进行登记的作品比例不高，所以不具有普遍性的表征意义；另一方面，著作权权属登记的公信力强度无法与专利权和商标权权属登记相比。不同的权利表征方式推导出来的公信力应有强度差别，其实质是对第三人信赖提供何种程度的保护是适当的。以动产占有和不动产登记为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占有与所有权的分离已经成为常态，实际占有动产的主体极有可能不是动产的所有权主体，因而占有表征权利的缺陷会因此而扩大，这就要对动产占有的公信力进行一定的限缩，并要求第三人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而不动产登记虽然也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形，但在较为严密的规则体系下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动产登记应比动产占有具有更强的公信力。在著作权权属登记中，登记机关一般不会对登记的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并享有著作权以及作品的真实权利状态进行审查，因而登记的信息也就极有可能与作品的真实状态不符；而专利权和商标权权属登记所标示的信息相对而言要准确得多，特别是在权利主体状态的准确性上。因此，著作权权属登记的表征方式及其公信力受到很大限制。同时，由于著作权的主体缺乏具有普遍性的表征方式，第三人也难以确定作品的真正权利人，因此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原则上属于作者，而在作品上有署名的情况下，形成准占有的正面推定力，推定署名人为作者，进而可以推定其为著作权人，这实际上就是著作权的一种表征方式。因为一般情况下在作品上署名的人与作品的作者是一致的，第三人可以通过查看作品的署名来判断著作权的权属状态。由此可见，著作权权属登记或署名推定原则所引申的公信力强度要低于专利权和商标权的权属登记，而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也会影响到权利变动模式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