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环境问题，就政府的行动而言，始于1971年。英吉拉·甘地政府制定的“四五”计划（1971-1975）中首次提出要把环境问题纳入国家的发展计划。从此开始，环境问题就成为印度政府在政策表述层面上的核心关切之一。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成为政治上的“正确目标”，在道德上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制高点。不论什么政党上台执政，这一国家发展战略尽管可以在执行力度上“有急有缓”，但不能根本动摇。随后，得益于民主体制下公民社会的发达，印度国内各式环境运动的风气云涌；加之对国际环境政治议题的参与，印度政府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工作思路日趋成熟。先后成立了环境与森林部、各种与环境问题相关的委员会、议事协调机构等工作部门，健全了组织机构，同时颁布了不少全国性的环境立法。使得一些环境发展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由于其“贫穷和需求是最大的污染者”、“在贫穷的状态下不可能改善环境”的发展理念，印度一直把发展国力，以增强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作为其重要着力点，因而在环保法律法规落实上难免有所折扣。比如自1994年颁布《环境影响评估法案》以来，环境影响评估从最初的公众参与听证、专家组织研究、实地考察后提交评估报告，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例行手续式的的行政审批。据统计，专家评估委员会在每个项目上的评估时间最低只有12分钟。2006年到2009年项目的否决率一直在1%左右。这一转变或许从侧面说明了印度政府与印度社会在环境问题上的某些认识差异。这也就使得印度的环境政治不能、也没有完全成为国家主导、政府包揽的环境治理模式。体制之外的环境社会运动，成为印度环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建设性的积极力量参与了印度环境问题的治理工作。
那为什么说印度的环境主义是“穷人”的？社会治理怎样体现了面向草根阶层的“穷人”特性呢？这需要了解印度环境问题自身的特色。印度学者迦吉尔和古哈将印度社会以环境政治学的视角划分为三大阶层：无所不吃的人、生态系统的人、生态难民。这一划分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印度的环境主义会是“穷人的”。尽管或许没有中国式的户籍管理体制，但是印度社会却像是一个更加彻底的二元世界。城市，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一切成果，也制造着工业文明的副产品——污染。那里的中产阶级居民把来自自然界的任何资源通过其工业能力转化为其所需的生产和消费资料，满足其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因而被称为“无所不吃的人。”但是在城市的贫民窟、在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在部落民地区，山民地区，现代工业文明却是一个遥远的神话。这里的人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周围的自然资源通过非常简单的加工，获取其必须的生产生活资料。他们更加紧密的依靠着生态系统恩赐给他们的食物、水和燃料。而一旦环境被破坏，比如土壤退化，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商业化海产品养殖造成水域污染使鱼虾绝迹，在加上国家有时为满足中产阶级的“荒野保护需求”而对自然资源加以国有化，设立国家公园，剥夺农村居民在传统上一直拥有的从自然界获得产品的权利。那么这时，生态系统的人也就变成了生态难民，其生活必然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