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后，尼赫鲁的赶超发展战略使得落后的印度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印度也像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连续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部署每一个时期的国家发展、投资重点安排，确定国家发展方向。后发国家的危机意识，急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发展模式，来自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产业转移、资源掠夺所制造的诸多问题与挑战，这使得在印度独立后的短短30年间集中爆发了一系列前所未见的环境问题：空气污染、土壤退化、水污染、森林覆盖率下降、生物多样性缺失等等。这种与中国有着极大相似性的环境问题发展史，却在各个国家自身不同的国情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环境政治模式。因而，认识“穷人的环境主义”，我们需要首先理解的就是印度自身的国情条件。

　　印度298万平方千米的国土上居住了12.1亿人口（2011年），人口密度以及相应的环境资源压力大大高于中国，这也就使得印度的环境问题在整体上更为复杂，环境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冲突矛盾似乎也更易尖锐化：一方面国家发展的任务繁重。印度还有许多贫困人口，城市里有着生存条件恶劣的贫民窟，而占人口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也在很大程度上远离现代文明，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低下。这要求政府继续用发展经济的方法来增强国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居民生存环境，强化国家应对环境问题挑战的能力；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尤为脆弱，庞大的人口所导致的环境压力格外沉重。

　　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问题严重，人口压力巨大，使得各种环境问题容易集中爆发。但同时，印度议会民主制的横向政府组织形式与联邦制的国家纵向结构，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处于一种相对良性的共生态势之中，对公民社会的成长而言具备着相对有利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也为印度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发生学上的基础条件，并与上述先天性的国情因素一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印度环境政治的总体形态特征。

　　“穷人的环境主义”——环境问题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的互动

　　尽管或许不少人会把环境问题的治理主要看作是政府的一项责任，至少由政府来主导国家的环境发展战略。但是印度民主体制与公民社会的发达，使得那种标准意义上的政府主导模式并没有在印度出现。

　　实际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谁为主导，谁为配合，各自发挥怎样的功能，它们相互间是合作还是对抗，并且这样的角色分工是否在任何具体的环境议题或者时段内都必须保持不变，对这并非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回答。不同治理模式的生成，也不完全是各方意志可以随意决定的。印度至少给出了一个自己的答案。在议会民主与联邦制的国家体制条件下，在经济落后、发展压力巨大的国情制约下，印度环境问题治理产生了独特的模式，其核心特色就是“穷人的环境主义”；并且国家与社会在环境问题上即有竞争、甚至对抗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