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侵害人身权益诉讼时效的酌情排除
诉讼时效制度主要是针对社会经济秩序而设计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早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稳定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而在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等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只涉及到加害人与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一般与社会经济秩序无关，因此在适用诉讼时效之时应与其他请求权有所区别，即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明确、受害人对自己遭受的损害充满悲愤，但由于某些特殊事由致使时效期间经过，法官可基于公平正义的考量，运用自由裁量权酌情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以便保护弱者的利益[25]。对此，朝鲜损害补偿法第53条规定：“财产或人身被侵害者，应于时效期间内提起损害补偿请求。但财产或人身严重受侵害者，可不拘于时效，请求补偿损害”。不过，大陆法系国家囿于成文法的规定，法官很难突破法律的明文规定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最多只是严格解释时效的起算点，不让诉讼时效不合理地届满。相反，英美法系的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立法上也为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例如，依据英国1980年时效法案第33条的规定，对于人身损害（基于过失侵权、妨害侵权及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等情况所致）赔偿案件，法官可以斟酌多方面的因素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这些因素包括：（1）原告耽搁诉讼时效的时间长度与理由；（2）时效耽搁后，可用证据的充分性或说服力；（3）损害发生后被告的相关行为表现；（4）受害人身体损伤或残疾程度；（5）原告在知道损害发生后所采取的相关行为或措施是否迅速合理；（6）原告是否采取了适当措施以获得医疗、法律或其他专业人士的建议或帮助。英国的这一规定，有学者评论道：“如果法官批准排除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则往往对被告造成损害，然而被告不过是失去了一个意外的横财而已，除非他的抗辩能力因诉讼时效期间的延后受到影响”[26]。在我国，有学者提出，潜在损害不应罹于最长时效，这是工业社会中风险分配制度化和民主化的体现。潜在损害通常发生在企业与个体之间，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应当将潜在损害的风险转移给企业：一是潜在损害发生前，有关损害的知识几乎都为厂商所掌握，消费者和劳动者可能一无所知；二是厂商往往因风险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已被豁免了与技术有限性有关的责任，再免除其潜在损害的责任，社会政策上未免失衡；三是如果厂商不承担潜在损害的赔偿责任，可能会造成败德行为，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初期信用失范的时期[27]。值得注意的是，由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第201条规定：“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虽然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但认定请求权基础事实的证据完整、确凿，且加害人有赔偿能力，适用时效完成的效果显然违反社会正义的，人民法院有权决定不适用时效”。[28]这一建议有利于保护弱者的利益、维护实质上的公平正义，是对诉讼时效制度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