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以上认定“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一贯做法是正确的。虽然刑法与行政法规是不同位阶的规范，各自规范的目的也并不相同，用行政法规来解释刑法的做法有待商榷，但是从具体结论来看，可以认为，我国刑法第176条中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同《办法》第4条第2款的含义基本相同。无论行为人以何种名义融资，只要其行为最终可以归结为返本付息，就能够将其认定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当前学界存在不少主张限制非法吸收存款罪处罚范围的观点。例如，有观点认为，只有当行为人将吸收的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的经营时（如发放贷款），才能认定为扰乱金融秩序。[1]申言之，即使行为人从事了保本付息的融资活动，但如果其将吸收的款项用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支出，由于该行为不会扰乱金融秩序，因而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其实，之所以提出以资金用途等来限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处罚范围，就在于人们对还本付息融资方式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缺乏认识。当前，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困难，在其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对于农村乡镇企业、城市中小企业来说，通过直接融资来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已经至关重要。而在我国，民众普遍偏爱储蓄而不喜欢冒险投资，对企业来说，最理想的直接融资手段恐怕就是承诺保本高息。尤其当企业经营成功，能够兑现合同而使投资者受益时，这种行为甚至会被认为是一种双赢的融资方式，这也往往使得人们对其危害性丧失警觉。要想正确认定此类貌似“双赢”的融资方式是否构成犯罪，就必须先明确承诺返本付息融资方式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首先，承诺保本付息的融资方式会对社会公众的财产安全造成危险，严重影响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和信用制度。企业或者个人通过保本付息的方式来融资的，并不是仅仅因为该类行为会造成与银行争储的局面，就被认为具有破坏金融秩序的社会危害性；其危害性是在于这些单位或个人，实质上是在经营银行揽储的业务，但同时既不具备银行对抗风险的实力，也不会受到银监会等国家机构对其风险运作的严密监控，故很难保证存款人的财产安全。正如我国学者分析的那样，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竞争中，一旦经营出现问题，就会无法返还本金。由于是面向公众吸收资金，一旦无法归还本金，就会在一定时期、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导致地区金融秩序的失控，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2]正是由于不具有银行经济实力与风险防控能力的企业与个人，在经营承诺保本付息的融资方式时，会对公众的财产安全造成隐患，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认为，此类直接融资的方式是一种会危害一般公众的财产安全、破坏社会信用制度与经济秩序的抽象危险犯。[3]至于通过保本付息融资所得款项是否用于资本经营，并不会影响该行为对公众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经济秩序、信用制度所具有的抽象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