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在50国刑法中哪种模式最多呢？计量结果显示，属于公权刑法的有3部，属于私权刑法的只有1部，属于亚公权刑法的有30部，属于亚私权刑法的有16部。可见，真正的公权或私权刑法只占少数，多数刑法都是这两种极端形式的不典型。其中，亚公权刑法显然最多，占样本总数的60％。
3部公权刑法分别是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和斐济三国刑法。例如，意大利刑法中没有死刑，暴力公权犯罪中有13个终生监禁，非暴力公权犯罪中有9个终生监禁，暴力私权犯罪中只有2个终生监禁，非暴力私权犯罪中没有任何终生监禁。[11]样本中唯一的1部私权刑法是马绍尔刑法，由于没有死刑，唯一一个终生监禁出现在暴力私权犯罪中。第二重的是非暴力私权犯罪，有期徒刑上限为50.8个月。第三重的是暴力公权犯罪，有期徒刑上限为36.6个月。最轻的是非暴力公权犯罪，有期徒刑上限仅为32个月。[12]值得注意的是，该国刑法不仅在相对严厉性排序中突出私权保护，而且在绝对严厉性排序中，几乎是样本国家中刑罚最轻的国家。亚私权刑法包括泰国、所罗门、尼日利亚、加拿大、菲律宾、法国、波兰、葡萄牙、瓦努阿图、瑞士、蒙古、挪威、巴西、美国、喀麦隆、奥地利等国刑法。例如，法国刑法中，暴力私权犯罪中有9个终生监禁，暴力公权犯罪中有7个终生监禁，非暴力公权犯罪中有2个终生监禁，而非暴力私权犯罪中只有1个终生监禁。[13]
亚公权刑法包括印度、越南、吉尔伯特、图瓦卢、保加利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瑞典、荷兰、韩国、朝鲜、日本、马耳他、丹麦、芬兰、古巴、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希腊、西班牙、德国、冰岛、汤加、新西兰、萨摩亚、库克等国刑法。例如，俄罗斯刑法中，暴力公权犯罪中有3个死刑，3个终生监禁，为最重。暴力私权犯罪中有1个死刑、2个终生监禁，为次重。非暴力公权犯罪中只有有期徒刑，其上限为77个月，下限为7个月，为较轻。非暴力私权犯罪中也只有有期徒刑，上限为54个月，下限为3个月。[14]与此相似，德国刑法虽无死刑，但暴力公权犯罪中有13个终生监禁，为最重。暴力私权犯罪中有6个终生监禁，为次重。略有不同的是，非暴力公权犯罪中有1个终生监禁，占该类犯罪的1％，有期徒刑上限为57个月。而非暴力私权犯罪中也有1个终生监禁，占该类犯罪的2％，有期徒刑上限为67个月。[15]这说明，德国刑法在亚公权刑法中相对更偏向私权的保护。
与私权或亚私权刑法相比，公权或亚公权刑法是不是更偏好于酷刑重罚？数据显示，每部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平均有大约6个死刑和24个终生监禁刑，而每部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平均有大约4个死刑和18个终生监禁。尽管有所不同，但该关系的T检验结果显示，两种刑法在这方面的差异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就是说，尚无足够证据证明，公权亚公权刑法比私权或亚私权刑法更严厉。
在上述分析框架和纵向排序中审视我国刑法就会发现，一方面，和多数国家一样，截止到刑法修正案（七），我国选择了亚公权刑法的罪刑关系模式。证据是：第一，我国刑法中的暴力公权犯罪中有25个死罪，占该类犯罪的32％，有28个无期徒刑，占该类犯罪的36％，有期徒刑的范围为平均14.7-121.5个月，综合评定最重。第二，暴力私权犯罪中有7个死罪，占该类犯罪的25％，有8个无期徒刑，占该类犯罪的29％，有期徒刑的范围为平均12-117个月，综合评定次重。第三，非暴力公权犯罪中有28个死罪，占该类犯罪的12.4％，有48个无期徒刑，占该类犯罪的21％，有期徒刑的范围为平均4.9-115个月，综合评定较轻。第四，非暴力私权犯罪中有8个死罪，占该类犯罪的7.2％，有18个无期徒刑，占该类犯罪的16％，有期徒刑的范围为平均2.1-100.5个月，综合评定最轻。另一方面，从上文数据排序结果可见，目前我国刑法中的死刑最多，无期徒刑也最多。因此，在亚公权刑法国家中，我国刑法属较重的刑法。总之，我国刑法属较重的亚公权刑法。
综上，通过绝对严厉性和相对严厉性的比较不难发现，各国刑法不仅轻重不等，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不尽相同。轻其容忍之罪，重其难容之罪，犯罪本身从来都无法单独解释刑法的轻重。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谁根据何种价值理念来决定犯罪的轻重。
三、严厉性的客观解释
为了寻求各国刑法差异的解释，我们将上述4种罪刑关系模式简约为两种基本的模式：一类是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另一类是私权或亚私权刑法。显然，这个差异意味着不同立法者对刑法的不同理解，也反映出各国刑法背后所隐含的不同价值取向。到底是突出公权保护还是私权保护，这对刑法来说是一个问题。这时，我们面前出现了两条进路：一条是比较孰优孰劣，论证应该突出公权保护还是私权保护。应当承认，我们习惯于这种思路，但这是一条并不明智的思路。因为从宏观上看，刑事立法中的价值取向不大可能是一种无缘无故的选择。一个国家立法者偏好某种罪刑关系模式，很可能与该国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关。[16]如果各国的选择纯属偶然，就没有必要进行比较观察。比较的意义就在于发现大量事件背后的必然，进而深化对刑法现象的理解。因此，完成了上述各国间刑法严厉性的比较，我们试图从另一条进路通向问题所在：哪些因素与刑法严厉性有关？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定义犯罪的轻重时选择了公权或亚公权刑法，而有的国家更倾向于刑法的私权保护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