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民族因素
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刑法还可能与民族问题有关。数据显示，第一，有数据的18个死刑国家中，民族的数量平均为54个，而有数据的29个非死刑国家中，民族的数量平均仅为17个。[18]该关系的T检验P值为0.08，略高于统计学要求。所以，我们有一定理由说，死刑国家的民族异质性程度很可能大于非死刑国家。第二，有数据的16个死刑国家中，最主要民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平均为78.7％，而有数据的26个非死刑国家中，最主要民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平均为90％，有的甚至是单一民族国家。其T检验的P值为0.07，略高于统计学要求。这个结果为上述民族数量的观察提供了某种佐证，同样引起我们关于刑法严厉性程度与民族结构之间关系的浓厚兴趣。第三，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民族数量平均为13个，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民族的数量平均为62个。这个差异的T检验结果十分显著，P值小于0.05。此外，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中，最主要民族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88％，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中，最主要民族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79％，但其T检验结果不够显著。这些事实意味着，民族异质性越强的国家，刑法越可能规定死刑，同时也越可能选择私权保护的价值倾向。相反，民族同质性越强的国家，刑法规定死刑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同时选择公权保护价值倾向的机会也较大。
5．经济因素
我们已经发现，犯罪率高低乃至刑事司法的宽严都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关，[19]但尚无证据表明刑事立法是否与经济发展有关。于是，我们对死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测量，结果是：一方面，有数据的19个死刑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约为14772亿美元，而有数据的29个非死刑国家的GDP平均约为6062亿美元，但T检验结果不够显著。死刑数与GDP总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也较低，且不显著。另一方面，有数据的19个死刑国家的人均GDP平均约为9468美元，而有数据的26个非死刑国家的人均GDP平均为29776美元，经T检验，P值为0.000。前后两方面数据结合起来意味着，刑法严厉性水平与经济总量基本无关，但与人均资源占有量关系密切：人均物质资源占有量越高的国家，刑法中出现死刑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人们实际上享受的物质资源越是稀缺，国家就越可能加大刑罚资源的供给。反过来说就是，刑法严厉性的控制，关键不在国强，而在民富。民富则自然少刑、去刑，乃至无刑。除绝对严厉性以外，我们还考察了经济因素对刑法价值取向的影响，数据显示，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的GDP均值约为7430亿美元，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的GDP均值约为13301亿美元。但是，这个差距不仅没通过T检验的显著性要求，而且，两者的人均GDP均值之间也无显著差异。这说明，经济因素对刑法绝对严厉性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但无法用来直接解释刑法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6．文化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刑法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我们还观察了社会制度、政党制度、宗教、教育等因素与刑法之间的关系。结果是：第一，样本中只有4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全部选择公权或亚公权刑法。而其余46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中，也有29部属于公权或亚公权刑法。而且，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能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倾向于公权刑法。其实，3个最典型的公权刑法中，没有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另外，我们还将样本国家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无党制等几种情况，结果十分类似。这说明，从证据本身看不出突出公权保护还是私权保护与社会制度、政党制度有什么关系。第二，样本中34个基督教国家中，仅有7个国家（约20％）刑法中有死刑，显著（P=0.000）低于其它宗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有数据的14个死刑国家中，最主要宗教信徒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平均为64.4％，而有数据的27个非死刑国家中，最主要宗教信徒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平均为75.8％，但T检验的P值并不显著。可见，宗教与人的行为控制以及刑法的严厉性程度的关系比较复杂。第三，有数据的14个死刑国家中，每个国家平均拥有高等院校319所，而有数据的28个非死刑国家中，每个国家平均拥有高等院校7952所。进一步看，公权或亚公权刑法国家的高等院校拥有量平均每个国家623所，而私权或亚私权刑法国家的高等院校拥有量平均每个国家有14021所。至少从直观上看，非死刑国家以及私权、亚私权刑法国家的国民素质有可能高于死刑国家以及公权、亚公权刑法国家。或者说，国民素质越低，刑法越可能较为严厉，并相对突出公权保护。相反，国民素质越高，刑法越可能较为轻缓，并相对更加看重私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