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知识产权时，学者多指出知识产权是一种支配权，至于属于完全支配权抑或限制支配权则语焉不详。实际上，从各国立法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来看，所谓专利权、著作权和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与所有权相同，都是解决物的归属问题，是一种完全支配权。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其一，财产支配权是物的归属关系和物的利用关系的法律表述，完全支配权反映物的归属，而限制支配权反映物的利用。在知识产权法中，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解决知识产品的归属问题，是无体物归属意义上的财产支配权，无体物的利用则由许可使用、知识产品担保等制度解决。其二，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形态对无体物的支配具有全面性和充分性。如著作权人享有发行权、复制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等法律许可的所有权能，专利权人享有独占的、专有的专利实施权，商标权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其三，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形态具有弹力性。虽然知识产权的部分权能可以与权利人分离，但并不影响知识产权的全面支配性，那些分离出去的权能尚可复归，使知识产权恢复圆满状态。如著作权人可将作品的出版权转让给他人，当他人放弃其权利时，出版权并非成为无主物，而是重新归属于著作权人。基于以上分析，知识产权是对知识产品“全面支配”的权利，[31]是“与所有权相并行的概念”，[32]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所有权。”[33]

　　综上所述，人们习惯性地认为，物权是对有体物的支配，知识产权是对无体物的支配，二者界限清晰、位阶分明。然而分析了各国立法中物权和知识产权的内容，我们发现这一认识并不确切。严格地说，物权既包括对有体物的完全支配和限制支配，又包括对无体物的交换价值的限制支配；而知识产权是对无体物的完全支配，不包括对无体物的限制支配。仅仅以客体的不同并不能完全区分物权和知识产权。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纠正某些观念上的误区，构建科学的财产支配权体系是很有意义的。

　　（二）物权法与知识产权法的整合

　　在民法典编纂的背景之下讨论物权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可以从密切相关、依次递进的三个问题入手：

　　1．知识产权是否纳入民法典。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进”与“出”的问题经历一个发展过程。起初许多学者反对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34]但经过一系列的争论之后，起初的反对者多调整了自己的态度，民法典应当规定知识产权的观点在学界基本达成了一致。[35]

　　民事财产法作为一种自治规范，主要目的不在于改变人们的社会行为，而在回应社会的规范需求。新世纪民事财产法的面貌，决定于新世纪的社会形态。[36]在知识经济的年代，在知识财富迅速增长的今天，民法典中回避知识产权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笔者赞成在民法典中对知识产权作出规定。

　　2．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作一般规定还是完整规定。民法典应当规定知识产权已经在学界基本达成了一致，但对于如何规定知识产权却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对知识产权制度在民法典中作原则规定，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37]一种意见认为应将知识产权制度较完整地规定于民法典，作为民法典独立的一编。[38]

　　商标、专利、作品等无体物已成为当今社会主要的财富形式之一，知识产权与物权、债权一样同属于基本民事权利。知识产权的核心部分（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完善，具有相对稳定性，纳入民法典的时机相对成熟。倘若仅在民法典中作原则性的规定，知识产权的主要内容仍然游离于民法典之外，至多起到一种宣示作用，既违背了编纂民法典系统规范民事关系的初衷，也不符合法律调整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对于知识产权制度中比较稳定的领域（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比较成熟的规则（知识产权的取得、内容、公示、许可使用、保护、转让等）应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对于一些特殊的、新兴的、有争议的领域（如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反不正当竞争）以及一些程序性较强、公法色彩较强的问题（如专利申请和批准的操作程序）则由特别法予以规定。因此，与“在民法典中作原则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的观点不同，笔者的主张是“在民法典中作基本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

　　3．物权法与知识产权法如何构建财产支配权体系。随着物权法和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展开，民法典的体系问题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提出了对民法典体系的设想，其中关于物权法和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安排，学者间意见并不一致：有的主张知识产权编应紧随物权编之后；[39]有的主张将知识产权编列于人格、亲属、继承、物权、债总、合同等基本权利之后，侵权行为法之前；[40]有的主张将知识产权排列在物权、合同、亲属、继承之后，侵权行为之前；[41]有的将知识产权置于人身权、亲属、继承之后，债权、物权之前，[42]有的主张知识产权应置于物权、债总、合同之后，亲属、继承之前。[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