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把“自然权利”定义为“自由的所有规定的定在”，要求把它同法律上讲的权利、同所谓市民权利区别开来，只有这样，要求对它不要做惯常的理解。黑格尔还把矛盾发展看作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他指出，道德意志表现于外，便构成行为；行为通过故意的或有意图的活动所达到的结果，它才会运动，就是福祉；法与福祉的结合就是善。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是因为本身具有矛盾。良心是对善的内部规定或认识，良心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它在道德阶段即在主观意志阶段只是形式的，既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还处在“转向作恶的待发点上”，要达到对普遍的善即绝对价值的认识，只有在伦理阶段的普遍关系中才能实现。

　　黑格尔认为，法律制度是用来从外部形式方面来实现自由理想的，法律制度强调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具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在适用法律过程中，特别是发生冲突时，不能完全机械地执行法律，但也不能由法官随意判定。在市民社会中，所有权和人格都得到法律上的承认，所以犯罪不仅侵犯了主观的事物，而且侵犯了普遍的事物，因此具有社会危险性。黑格尔认为，由于国际法没有超国家权力的普遍意志来加以规定，因此其只能停留在“应然”之中，如果各国之间意志不能取得协议，国际争端只能诉诸战争。但战争的正义与否，最终是由普遍的绝对精神决定，即，世界精神来充当唯一的裁判官。

　　黑格尔认为， 法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而自由与意志是同义语。人与自然界的动物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冲动。“人生来就有对权利的冲动，也有对财产、对道德的冲动，也有性爱的冲动、社交的冲动”，而这些冲动正是“人在自身中找到他希求权利、财产、国家等等这一意识事实”。但是当个别的意志要实现自身，要“为所欲为”时，这只是初步的自由。人只有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在与其他意志发生碰撞中，把握住普遍的意志和普遍的精神，并自觉地遵循这一普遍的意志，人才获得真正的自由。

　　黑格尔对近代自然法的正义进行了分析与批判。 他认为，人类行为和社会、政治组织包含或体现了精神，正像自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一样。当普遍伦理力量外化为客观存在时，它开始自我区分，自我规定；在这个过程中对立面分形而立、互相对抗，只在双方都同样地屈服了以后，绝对正义才获得完成，伦理实体才作为吞蚀双方的否定势力，或者说，作为全能而公正的命运，显现出来。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反思法律的实质要素——正义，主要阐述的却是实现正义的法律、道德及伦理现象，也没有对这些现象的扬弃认识，而只是肯定现象，并且认为现象本身就是正义，将现象与本质混为一谈。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他指出：“在这里，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因此，黑格尔关于正义与法的认识具有时代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