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引进中国刚过10年，迄今已有120多个法学院系开设诊所课程。[①]简而言之，法律诊所就是让学生“像律师那样行动和思考”，通过办理真实的案件，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以缩短教室和法庭的距离。在其发源地美国，诊所课程被纳入美国律协（ABA）的法学院认证体系，而且其权重逐年提高；缺乏诊所课程或者诊所欠佳的法学院，其学生甚至不能参加律考。不仅如此，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诊所课程也影响到法学院在主流机构的排名。另一方面，是否有诊所学习经历，也成为影响学生就业的关键因素之一。

　　追梦少年：法律诊所的公益情节

　　虽然形式上是一门课程，法律诊所却生来就与公益密不可分。美国法律诊所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中叶民权运动的产物。从二战结束一直到越战，种族平等、女权运动等风起云涌，法学院学生正是其中生力军。莘莘学子热切希望以一己之力，为社会进步略尽绵薄。众多NGO则从财力上推波助澜，比如福特基金仅在1968年就一次性出资1200万美元，支持各大法学院建立法律诊所，鼓励学生直接参与社会公益。于是乎，诊所课程成为集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于一身的最佳载体，迅速风靡全美绝大多数法学院。

　　当然，在讲究真材实料的法庭论战中，仅有激情还远远不够。尽管诊所学生都不是职业律师，经验和资历都颇为浅薄，可是相比普通律师而言，法律诊所的服务至少有以下两大优势：一是智力资源丰富。诊所表面上是学生办理案件，可是背后却有一大批法学教授撑腰。尤其是在顶尖法学院，诊所面临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可以找到一个权威教授提供智力支援。二是人力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法学院动辄数百学生，一个诊所普遍十来人，但是若有需要，更多学生可以随时加盟。尽管学生一般三年就得毕业，可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届毕业更有一届，一个案件可以在诊所中流传上十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聪明而又激情四溢的年轻学子，全是免费律师，诊所无须支付任何人力成本。相比之下，即便是全球顶尖的大型律所，面对一个需要数十个律师投入数年精力的大案，也都不得不慎重考虑成本问题。

　　正是因为法律诊所的智力和成本优势，加之教授和学生的激情和抱负，美国诊所在维护公益方面成绩斐然。比如在哈佛法学院，目前的30余个诊所当中，从家庭暴力到儿童权利，从性别歧视到卫生保健，从商事调解到租房纠纷，从刑事公诉到死刑辩护，从个案代理到政策游说，从本土反恐到国际人权，几乎无所不包。[②]虽然个别当事人并非贫弱者，如小企业主甚至政府机构，但诊所的根本目标还是促进社会正义。从效果来看，数十年来，不管在联邦一级还是州县政府，法律诊所都曾促进诸多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以刑事援助制度为例，如果没有众多法律诊所的广泛介入，贫困被告人获得免费辩护的宪法权利可能会推迟许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就曾专门提到，虽然律师绝对数量不足，很难独自支撑一个全面的刑事援助体系，但是法律诊所可以提供重要补充。[③]又以种族平等为例，加州大学法律诊所的一系列反歧视诉讼，迫使教育部门对拉美裔和非洲裔学生的处罚程序和标准作出调整。最为轰动的诊所案件，无疑是耶鲁诊所针对关塔那摩案件的诉讼，不仅将布什政府的虐囚丑闻一一曝光，还迫使联邦政府一再改变其反恐政策。[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