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马大毕竟是公立大学，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受到这些限制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即使在私立大学，法律诊所因触动利益集团而遭致报复者，也并不在少数。最为典型的当属杜兰大学，其环境法诊所阻止某化工厂投资计划以后，引起当地居民和州县政府的盛怒。[⑦]官方本来历尽艰难才获得该项目，本地居民也期待着增加就业或税入，却不料被几个学生彻底捣乱。群情汹涌之下，路易斯安那州长推动一项法令，限制诊所学生的诉讼活动，规定只有在多数当事人都处于特定贫困线以下时，法律诊所才可代理起诉。尽管该法令有侵犯大学学术自由之嫌，但是支持者却振振有辞：私立大学也并非完全私立，他们不仅享受政府免税政策，还从政府获得各种科研资助或奖励基金。公民和企业纳税并补助大学，目的是让他们提供知识或援助弱者，而非让他们越厨代庖充当立法者，尤其是在一些敏感领域。[⑧]

　　许多诊所教授坦言，因为法律诊所的公益诉讼，在全美范围内都引起一些利益集团的强力反扑。一项最近的调查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诊所教授在处理诊所案件时，不得不顾虑校方或者地方政府的反应。更有六分之一的教授曾基于这些顾虑，主动拒绝一些敏感案件。与此同时，由于诊所学生过于关注推动政策变革，反而对律师技巧等个人能力训练不够，导致越来越多的律所在选聘毕业生时，逐渐降低诊所经历的权重。毕竟，律所首先追求的是商业利益，而非见仁见智、难以定义的社会公益。

　　“他山之石”还是“前车之鉴”？

　　对于中国诊所而言，至少在现阶段，可能还无须担心因为过度关注公益而引发利益集团的反弹。实际上，当下中国诊所普遍都以教学为主、办案为辅，相当部分诊所甚至根本没有办案环节，总体上还保留着“课堂+笔记”的传统模式。即便有不少诊所开始介入真实案件，但也主要以小型、普通案件为主，很少介入影响较大的案件。具体来说，多数诊所案件都集中在基层法院，或者是劳动仲裁、调解中心等机构，基本没有案件能够到达省级甚至中央级机构。

　　不仅如此，由于成文法体制的约束，诊所处理的个案往往缺乏示范效应，影响力很难超越个案本身，从而难以有效促进政策变革。正是意识到该局限，个别诊所开始介入立法程序，力图直接促成制度变革。比如西北政法大学就开设有立法诊所，通过立法调研、草案拟定等方式，参与陕西当地的立法事务。其他一些诊所也在个案代理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形成学术论文或调查报告，为相关领域的制度变革建言献策。不过总体说来，中国诊所在制度层面的影响力还明显不够；与美国诊所相比，更是有相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