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道德权利的证成，雷根的标准是：一致性、精确性、范围、简约性以及与直觉的相符性。对于直觉，约翰·罗尔斯认为，我们所寻求的就是直觉与总体性的一般原则之间的“反思的平衡”。[8] 虽然雷根认为他的理论比之罗尔斯的论证更为复杂（与精妙），但他惊叹，对道德知识的捉摸还是太过飘渺。我认同一个观点，对直觉的付诸往往会造成理论的破产。为此，雷根说，将动物权利诉诸直觉只是评价标准之一而已，而且是作为用尽理性后的一种道德甄别器物。事实上，这种贯通于全书的论证基点与理路是妥贴而行之有效的。

　　对于动物权利所的辩护，雷根循序前进，进行了累积认证（cumulative argument）。不得不提的是，书中所区分的两个重要概念，即“道德病人”与“道德主体”。他认为，许多人类，如新生儿和即将出生的孩子不是道德主体，而是道德病人，因为他们无法在决策时使用抽象的道德原则，并且人们对他们负有直接义务，尤其是尊重他们的义务。

　　四

　　动物权利不只存在正当性问题，其涵摄范围呢？雷根认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并没有穷尽我们的义务；我们还有一项初步（prima facie）的义务，即帮助不正义造成的受害者——权利受侵犯的个体。那么，对于并非不正义的受害者，我们该若何行事？他回答说：如果没有人被侵犯权利，我们就没有因为不正义的发生而亏欠任何人。但当然并非是说我们对他人并不负有其他义务。我们仍然承认行善的一般义务，这也是一项初步义务，它命令我们为他人做善事，不管从正义的角度看我们是不是相互亏欠什么。譬如，我们具有初步责任去警告旅行者落下的大石头，即便下落的石头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我认为，在这个层面上看，行善的要求往往优先于正义。但是，把这种善扩展到动物身上，往往不免荒唐。

　　当生命主体受尊重的权利相冲突时，该如何解决？书中举例说明：

　　M和N基于各自被给予的平等尊重而拥有不受伤害的平等权利，这并没有暗示：任何一个体可能遭受的每个伤害都同等严重。在其他情况同等时，M的死亡比N的偏头痛是更大的伤害。因此，如果我们要平等地尊重个体的价值和权利，就不能把N的更小伤害算作与M的更大伤害平等，或者甚至比它更大。要平等尊重两个人的平等权利，你必须平等考虑他们同等的伤害，而不是平等考虑他们不同等的伤害。

　　这个要求蕴含这一点：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M的权利就压倒了N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