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与个人利益的博弈是“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存在范围的决定因素
从法理上来看，任何一个原则都不能适用于任何情况，都是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也不例外；从实践来看，古今中外对“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立法，概莫能外的都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适用范围。本文认为“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适用范围取决于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博弈。
从一个方面来看，各犯罪行为都有一个重轻之分，法益侵害程度不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罪行不同受到的刑罚就有轻重之别，个人利益也就有大小之别。在逻辑上，罪行越重，法益侵害越重，刑罚越重，个人利益越大，个人隐匿的可能性越大。但事实却非如此，因为同时国家司法资源的投入越大，并且，社会利益在达到其宽容度之外时是高于个人利益的。所以，在社会利益宽容度之外，机会成本是负数，整体利益开始从最大化转向缩小，公权力就不再向私权利妥协，立法也就会将这类犯罪排除在“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适用范围之外；同时，个人也不会再隐匿这类罪行。这类罪行在中国古代主要是“十恶”，在当前该范围可以以一定刑罚之上的犯罪并兼顾犯罪性质来界定。
由于个人利益对于不同的主体是有差异的，隐匿行为的主体就也必然存在一个范围，这个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存在的，但当时的主体范围，即亲属范围过于宽广，已经不再适应今天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横向来看，英美法中多将亲属范围限定在了配偶，如美国《1999年统一证据规则》和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12]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很强的社会集体利益观，且家庭和亲情观念也重于西方，亲属范围不应过小。综上，本文认为当前适当的亲属范围应为：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姻亲、监护人与被监护人。[13]
【作者简介】
白利勇，中国政法大学08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注释】 参见何勤华、王立民主编：《法律史研究》（第三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第1－2页。
参见何勤华、王立民主编：《法律史研究》（第三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第6－9页。
参见宋会谱：《亲亲得相首匿》，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月23日法治时代B1版。
参见何勤华、王立民主编：《法律史研究》（第三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第6－9页。
邓天江：《浅析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现实意义》，2006-12-07天江吧。
姜虹：《“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之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5月17日第003 版。
参见舒国滢：《法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第293－296页。
邓天江：《浅析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现实意义》，2006-12-07天江吧。
参见宋会谱：《亲亲得相首匿》，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月23日法治时代B1版。
同①。
同上。
参见丁文芳：《“亲亲相隐”制度及其刑事立法化》，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4月（中）法制园地。参见王乐龙：《“亲亲相隐”与近亲拒绝作证规则》，载《法治研究》2008年第2期。
吴茜：《论“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1月（下）法律经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