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现实意义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时至今日，社会结构、人的观念及人际关系都已不同往昔，但它仍然存在着不可磨灭的功效：

　　其一，该原则符合我国现阶段之国情，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以期更好地发展建设。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今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怎样使综合国力持续发展，而发展的必要前提便是国家和社会的稳定。[⑧]

　　其二，该原则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亲缘本性。人的亲情是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亲属间的爱是人本能反映，是人类的感情基础。[⑨]

　　其三，该原则有利于教育、感化罪犯，将国家公权力的惩处与社会矫治、家庭温情协调统一起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挽救罪犯。[⑩]

　　其四，该原则有利于防止法律权威的降低，使得法律更加亲民，激发公民自觉守法的积极性。[11]

　　三、“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当前法治中的存在根源和范围

　　（一）社会与个人利益的博弈是“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存在的根源

　　任何一个制度原则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它们往往是各种利益价值进行衡量的结果。法律制度原则更是如此，而且各种法律原则处处存在着冲突，这就要寻求一个更有益于问题解决的原则。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入法就是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博弈的结果，而非是一些人所认为的是家庭和谐的要求，因为，当今社会变革加剧，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地位已经淡化。在当今时代，不再“纯洁”的认为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国家公权不得压迫公民的私权，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当犯罪对社会利益的侵害大于个人利益时，私权让位于公权，“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就会被排斥于法律之外；当犯罪对社会利益的侵害小于个人利益时，公权让位于私权，“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就被纳入到法律范畴。具体到当前立法实际来看，主要是亲属的作证问题，这时国家在设计法律制度时就须衡量：当整个社会公义与秩序高于亲情与家庭稳定时，应当要求亲属间举报犯罪或出庭作证；然而当举报亲属，虽实现了一时之公义，但泯灭了人类最美好的亲情，从久远的示范效应来看，损害了人类自身，从整体利益来看，也未必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从个人角度来看，并非为了亲情而彻底的反对社会利益，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衡量标准，存在一个机会成本，只有当这个机会成本为正时才会作出隐匿行为。“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就是在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即机会成本为正，这个空间里茁壮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