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建立后，为了彻底粉碎“伪法统”，建立全新的法律制度，在立法上否定了“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近期的1996年修订刑诉法和1997年修订刑法，仍未对“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网开一面，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二）西方刑法中“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体现

　　从世界各国立法上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并非中国传统法律所特有的。早在古罗马的法律中就曾规定：“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权，也不得令亲属作证。”[⑤]今天，很多国家现行法中仍存在着“亲亲得相首匿” 原则的身影，如：1994年《法国刑法典》、1976年《德国刑法典》及1975年《意大利刑法典》。[⑥]

　　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当前依法治国中的存在意义

　　（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不仅仅是道德规范

　　很多人把“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看作仅仅是道德范畴之内的事，而不把它当作法律原则来对待，是对该原则的一种误读。从法理上讲，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晰，他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辅相成，并可以相互转化，甚至出现了“道德法律化”，法律成为了道德的底线；[⑦]从法的产生历史来看，法的产生就是部分道德和习惯独立为法的过程。

　　诚然“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原本是一个道德规范，但如果它仅仅如此而已，那也就没有探讨的必要了。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由于“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调整社会的特殊功能，使得它进入了立法视野。一旦成为成文法的一部分，该原则就不再是道德规范，或者至少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入法是一个道德与法律结合的过程，但一旦成为法律就主要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调整社会，因为法律的调整机制比道德更具有强制力，否则它本身的现状就已经能满足社会需要，我们也就不必无病呻吟了。所以，“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法治而非德治，是与当前的依法治国相锲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