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理性干预及其与干预有关的法律制度的支撑，其中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是保证市场经济良性运行至为重要的法律制度之一。尽管我国学者对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有不同的认识，但是笔者看来，作为一种制度供给，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最本源的含义，是为了追求市场的最优绩效，政府通过法治化的手段，对既有的市场结构进行的一种主动的干预和调整。毋庸置疑，这种干预必须是有限的、适度的，是“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治的边界条件或者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1]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的调控才是有限的、适度的？如果才能避免政府调控过程的“调控不足”和“随心所欲”？“政府计划和干预的成本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以最小的成本利用这些优势”？[2]对于这些问题，当前学界的论述无疑是苍白无力的。为此，笔者利用经济分析的方法，通过对隐藏在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背后的经济逻辑的探求，对上述问题作出尝试性的回答。也许这能为我们准确界定“适度”调控、进而为厘清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等诸多含混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路径和方向。

　　一、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基础

　　当前文献中关于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生成的论述，一般遵循以下逻辑：市场是分散化的决策机制，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等内生于市场机制的缺陷不可避免，需要计划产业布局等法律制度对市场予以宏观的干预和矫正。这种论述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知道，来自政府的干预并不是消除市场缺陷的唯一途径，市场对其缺陷的自我修复能力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因此市场缺陷并不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充分条件和当然理由。不仅如此，这种论证并没有揭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内在动机，而且似乎还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假设：政府应该或者必须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民公仆”，其行为不管效果如何，但至少具有道德正当性——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来此政府的干预并非“父爱”般的存在，和其他理性经济人一样，政府同样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收益诉求。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本部分中借助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假设，试图证明，宏观调控制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通过它对交易成本的节约；而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缘由，依然是“理性经济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逐。

　　（一）交易成本理论与宏观调控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