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结构分解与犯罪生成

　　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程度与国家社会资本大小成正比。社会结构分解意味着社会结构稳定性不够，国家社会资本下降。社会结构分解表现为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失序，引起社会冲突，进而成为犯罪生成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犯罪高峰往往发生在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时期和社会规范的重大调整时期。”[44]社会分化是社会转型之必然结果。社会分化表现在多个方面，从社会资本角度考虑，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社会阶层分化和价值观念分化，这些分化与犯罪生成有着密切关系。

　　1．社会阶层分化与犯罪生成的关系。相对剥夺理论认为：社会阶层分化导致贫富悬殊。下层阶级成员由于他们的种族和阶级地位，不能通过合法方法取得自己所期望的财富，同时他们又居住于富人也定居其间的城市的一些地区，亲眼目睹了富人的富有，由此最终形成了不公平和不满意感。他们感到被剥夺，从而不信任这个造就了社会不公和阻塞了他们合法发展机会的社会。经常的沮丧，产生了处于压抑状态的攻击、敌意，导致了一种失范和愤怒的状态，相对被剥夺者正义性地感到愤怒，终于以暴力和犯罪的方式爆发，以释放他们的敌意。日益凝聚的社会不公平感与收入不平等直接相关，并且在那些穷人与富人生活密切邻近的社区中形成。[45]

　　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46]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7 。[47]有学者通过比较基尼系数与犯罪案件的变化关系来研究我国的流动人口犯罪，其得出的结论是：“通过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流动人口作案相对集中的几类犯罪案件与基尼系数之间呈高度正比关系……基尼系数愈大，流动人口从事犯罪活动特别是侵财性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就愈大。”[48]“相对丧失论是中国流动人口犯罪的一种可能解释。”[49]

　　2．价值观念分化与犯罪生成的关系。社会阶层分化带来利益多元化，也势必造成价值多元化，价值观念分化不可避免。价值观念分化是文化冲突的最典型表现。西方犯罪学家认为，文化冲突是犯罪形成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例如，文化冲突理论认为，刑法是主流文化行为规范的表现，犯罪则是与主流文化相冲突的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文化的产物；由于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冲突，所以，遵从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就必然会产生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50]下层阶级文化理论认为，犯罪和少年犯罪是对下层阶级文化环境中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一种正常反应。下层阶级文化本身就包含着犯罪的成分，按照这种文化中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行动，就必然会产生犯罪；下层阶级文化世代相传下去。[51]

　　(三)公民参与不够与犯罪生成

　　公民参与是国家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哑铃型”社会：一端是强大的国家或政府，另一端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缺乏社会中间组织作为调节政府与民众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信息交换器、缓冲器和平衡器，缺乏现代公共治理理念所倡导的那种对话平台与沟通渠道以及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发育的土壤。[52]“哑铃型”社会使公民参与失去基础，最终造成国家社会资本存量不足。

　　从刑事政策角度考虑，公民参与不够是引发腐败犯罪以及导致犯罪控制效果不佳的重要社会文化因素。一方面，“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制约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53]公民参与可以起到一种监督制约国家权力的作用，是预防腐败的一项重要社会资本，公民参与的缺失必然导致腐败盛行。

　　另一方面，犯罪控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政府的力量难以维系，必须依靠社会力量的介入，公民参与不够必然导致犯罪控制效果不佳，刑事政策目的难以实现。以各种犯罪专项整治行动为例，在整治过程中，由于缺乏公民参与监控和评估执行主体政策的执行，结果造成了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偏差，出现了所谓的“打假越打越假”、“打拐越拐越多”、“反盗版越反越普遍”、“扫黄越扫越黄”、“扫黑越扫越黑”等现象。

　　(四)信用缺失与犯罪生成

　　社会信任程度与国家社会资本存量成正比。信任结构在中国转型期呈现复杂化，表现为在多种信任模式并存基础上，传统特殊型信任模式的衰败化和现代普遍信任型模式的无序化。信任结构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信任的缺失，无法对社会生活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表现为社会信任行为的无序、混乱和危机。[54]信用缺失是社会转型时期促使犯罪生成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信任缺失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引起了相关违法犯罪的发生：在经济领域，假冒伪劣盛行，商业诈骗不断、合同违约严重，等等。“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55]在政治领域，公职人员腐败严重、政绩形象工程大行其道，官僚作风、空头许诺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在日常生活领域，见死不救、遇难不济、“杀熟”现象也是层出不穷。[5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信任结构缺失与黑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社会学家郑也夫通过研究指出，在一些地方，黑社会犯罪的泛滥，是与社会中信任结构的缺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人们不相信用常规的、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会转而求助于黑社会组织。而这恰恰是黑社会能够滋生的基础。[57]黑社会（黑手党）造就了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里，暴力成了合作的最主要的机制，同时大量存在的黑帮规范又减少了暴力的使用。但仅仅有暴力的威胁还是不够的，合作必须依赖于经济利益这个更强有力的武器。在群体内部，在面临被捕或生命的威胁时，团结一致能够减少违法活动的风险。在群体外部，可以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如通过腐蚀公务员、向参选者提供支持等方式交换利益。这就是黑社会（黑手党）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58]

　　(五)政治权威弱化与犯罪生成

　　政治权威是国家社会资本表现形式。没有政治权威就没有社会秩序，政治权威弱化必然导致社会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犯罪的发生。在我国，政治权威主要表现为政党权威。政党政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作为现代政治系统运转轴心的政党，它的政治权威不仅仅在于其掌握的强力手段，更重要的是以其统治绩效和一套特定的政治理念说服社会成员，取得后者的信任和支持。所以，“权威不是现成被给予的……权威依赖于承认……”。[59]现代型政党权威的树立非常艰难，即使树立，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必须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不断培植、更新和重构。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时代和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挑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政治权威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