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推出的各类金融理财产品，是金融创新的集中体现，也是监管乱局的源头之一。现有的理财产品涵盖各种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的人民币和外币代客理财业务、信托投资公司的资金信托业务、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管理业务和委托资产管理业务、证券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和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保险公司的投资连接保险和万能保险业务等。 各类理财产品虽然在法律性质上虽然尚无清晰界定，但都具有相当程度的信托色彩，在功能、运行机制和监管思路方面也大体一致。 然而，由于缺乏监管协调，各监管部门在这一领域基本上是按照机构监管的原则各自为政，在投资金额起点、期限设置、能否保本、能否有固定收益、能否转让流通以及能否跨地区分支机构经营等基本问题上各执一词，既不利于相关业务的顺利开展，更不利于有效监管和投资者保护。
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变监管方法，由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对于已有的理财产品，根据其基本功能（如信托），由人民银行会同“三会”协商确定基本监管规则，报请国务院以行政法规形式发布，作为该领域监管依据。在此基础上，有权监管机构根据相关产品的具体功能，可以制定实施细则；如果在实施中出现分歧，同样经由协商解决，如无法取得一致，可以通过常设协调架构中的争议解决机制，由人民银行报请国务院裁断。对于将来的金融创新，也依据功能原则加以协调监管：任何监管部门对可能涉及其它部门权限的混合金融产品制订规则时，应事先与该部门及人民银行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如无法取得一致，则可诉诸争议解决机制。
3. 明确金融集团监管权限
严格说来，即使是在2003年和2005年《
商业银行法》和《
证券法》修订之前，我国法律也并未明文禁止通过控股公司的形式建立金融集团。《
商业银行法》第
43条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或“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并不禁止其它企业投资控股商业银行；《
证券法》第
6条要求“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而控股公司之下的作为独立法人的子公司，理论上也符合“分别设立”的要求。可见，至少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这种形式而言，其实一直不存在法律障碍。修订中增加“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但书，只是为更多形式的金融集团（如银行母公司型）和金融混业预留空间。这样，对于金融集团一方面立法未予整体禁止，另一方面却又没有相应规则加以规范，导致我国金融集团无序发展，形成监管空白。目前的主监管制度既无法律约束力，也难以清晰划分监管权限，作用有限。以立法形式明确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权限和分工，已是势在必行。
我国目前金融集团模式不一，在监管上也应有相应区别：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即由纯粹控股公司控股不同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集团，按照上述监管协调架构，由人民银行作为伞形监管者，负责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监管；各金融子公司的业务，则由各监管机构按照功能原则进行相应监管。对于金融机构作为母公司形成的金融集团（如银行母公司型），由母公司的功能监管机构（如银监会）在并表基础上对母公司进行监管，其金融子公司则由其它相应功能监管机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