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达到此目标，罗尔斯有以下想法。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有能力作出一些深思熟虑的判断（considered judgments），例如我们会视奴隶制、宗教迫害及种族歧视等为不义的行为。作这些判断的时候，我们并非基于个人狭隘的利益或一己的偏见，亦非受到外在的威胁或误导所致。相反，这些是我们在一个客观的环境下，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的可靠判断。我们视这些判断为暂时的定点（provisional fixed points）。另一方面，我们尽可能用较弱及能被普遍接受的前提，界定原初立场的环境，以期能引导出一组正义原则。然后，我们便观察这组原则能否和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相符（match）。如果能够，固然好。如果不能，则有两个选择：我们要么修饰对立约环境的描述，要么修改或放弃那些与正义原则不一致的判断 。透过不断来回对照，我们希望最后能找到一个最合理的立约条件，并因此使到得出的原则和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一致。罗尔斯称这种状态为反思的均衡。「它之所以是一种均衡，是因为最终我们的原则与判断是一致的；而它之所以是反思的，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与什么原则相符并知道它们产生的前提」（p. 18）。可以见到，在这样的反思过程中，「正义观念不可能从原则的自明前提或条件中演绎出来。相反，其证成乃是一个众多考虑互相支持的问题」（p. 19）。因此，对于前面的诘难，罗尔斯便可以响应，他对原初立场的描述，是最能满足反思的均衡的一组最为合理的条件。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原初立场和反思的均衡的关系。后者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帮助我们测试和检验对原初立场的描述的合理程度，确保得出的原则合乎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反思的均衡才是决定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合理性的关键，而不是原初立场中立约者的讨价还价。正如罗尔斯自己所称，我们可以对原初立场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描述不同，最后得出的原则亦会不同。因此，在知道何种原则被选择之前，我们得先决定何种对原初立场的描述最为合理。「通过说明一种对原初状态的诠释，该诠释能够最好地表达被广泛视为加诸于原则选择的合理条件，而同时导向一个在反思的均衡中体现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的﹝正义﹞观念，证成的问题将得到解决」（p. 105）。这是罗尔斯的道德方法学至为关键所在。
Ⅴ
《正义论》全书有三大部分，上面所谈主要是第一部分＜理论＞中的工作。在称为＜制度＞的第二部分，罗尔斯则尝试将两条抽象的正义原则应用到政治及经济的基本制度中，并说明其能与众多深思熟虑的判断保持一致。在最后一部分＜目的＞中，罗尔斯则致力显示公平式的正义是一个十分稳定的正义体系。就篇幅而言，每一部分各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就结构来论，虽然主要的道德论证集中在第一部分，三部分却十分紧密联系在一起，前后呼应，并展示其不仅可欲（desirable），亦属可行（feasible）。在这一节，我将集中讨论后两部分的要点。
先谈制度。在将正义原则逐步落实到社会基本结构的过程中，罗尔斯认为有四个阶段（stage）。在第一阶段，即在前述的原初立场中，两条原则会被一致选取；第二阶段，立约代表将举行一个立宪大会，决定该社会的基本
宪法及政治组织形式。在此阶段，无知之幕会被部分揭开，代表知道该社会自然资源的多寡、经济的发展程度及政治文化等。第一原则保障的基本自由在此亦会被清晰界定，并在
宪法中得到明确保障。确立
宪法后，则进入具体的立法及制订各种政策的第三阶段，代表们知道该社会更多的资料，而差异原则亦会在此阶段得到落实。最后，则进入个别的司法裁判及行政管理的阶段。至此，无知之幕被完全揭开，所有人均知道有关他们的个别资料，一个良序社会的基本结构亦完全确定。而在此四阶段中，后一阶段必须受到前一阶段的限制，不能逾越前面订下的原则（pp. 171-176）。
在罗尔斯心目中，这样的社会是一个现代立宪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的自由社会。在政治方面，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包括思想及良心自由、结社及言论自由、参与政治及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等（却不包括遗产权、拥有生产工具及自然资源权）。不同基本自由之间可以调整，但绝不可以用经济利益或其它价值之名，限制公民的这些权利。但罗尔斯亦指出，由于贫穷而令得部分人不能有效实践其权利，却不表示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只是自由的价值（worth of liberty）对各人有所不同（p. 179）。因此，政府有责任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经济及社会的不平等导致政治自由的不平等。例如政党发展独立于私人财团，政府津贴各种政治活动等（p. 197-199）。而普选权、权力分立及互相制衡、人权法及司法复核（judicial review）以至法治等都是保障自由的必要安排。政府主要的角色，是保障公民有平等的自由及必要的经济资源，追求及发展他们的道德能力及多元的人生目标。政府不会教导人们如何生活，而是提供一个公正的框架，容许公民作出自己的选择。因此，社会统一的基础是一公共的正义观念，而非任何特定的宗教信仰及价值观。
在经济方面，最重要是保证一个纯粹程序正义的背景制度，并有效贯彻第二条正义原则。为保障机会平等，政府可以透过津贴的方式，确保人人有平等受教育及训练的机会，以及职业的自由流动及选择，并防止任何就业歧视及消除企业对某类职位的垄断性限制等（p. 243）。为实行差异原则，可以用收入的相对多寡或社会职位的高低，定出社会上最为弱势的群体的界线，然后规定一个社会最低保障，透过财富再分配，资助这些弱势阶层。这似乎和今日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制度没有多大分别。但在修订者序言中，罗尔斯却指出，如果让他重写一次《正义论》，他会更鲜明地将他所称的财产所有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和福利国家区分开来。虽然两者都容许私有产权，但「财产所有民主制的背景制度，连同它的（可行的）竞争性市场，是试图分散财产和资本的所有，并因而试图阻止社会的一小部分人控制经济并间接控制政治生活本身。」（pp. xiv-xv）但对福利国家来说，只要在某一合作阶段的最后，给予那些由于意外或不幸而陷于苦况的人一定的保障便已足够（例如失业补偿或医疗津贴），但却容许相当大的贫富悬殊及政治权力的不平等。罗尔斯却希望保证，所有公民在每一阶段的开始，便应尽可能有平等的起步点。因此，除了实质的机会平等，更要透过遗产法等，分散资本和资源的所有权。而要有效达到此目的，虽然经济体系中的生产部分必须是竞争性市场，但在产出分配及生产工具的所有权方面，既可以是财产所有民主制，亦可以是自由社会主义制（liberal socialist regime），何者较为可取得由该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传统决定（pp. 240-242）。由于正义原则优先于效率及福利原则，正义的目的并非极大化经济产出，所以财富再分配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并不是罗尔斯关心所在。
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是替福利国家寻找一个伦理基础。但由上可见，他不仅要和右派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划清界线，甚至要求一个较福利国家更为平等的社会。罗尔斯深深体会到，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不仅令弱者没有平等的机会，更令第一原则保障的平等的政治自由亦变得岌岌可危，因为有财势者往往可以用不同方式，在背后操纵民主选举及支配各种政治决策，政治平等极易沦为一纸空谈。现代政治，最难处理的便是自由与平等两种价值的均衡取舍。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正是这样一种努力，希望在自由优先性的前提下，利用差异原则保证一个最大可能的平等社会，从而保证平等的自由的价值。即使如此，实践上依然困难重重。在家庭制度、私有产权及市场经济的交互影响下，贫富差距很难不会愈来愈大。真要达到罗尔斯的理想，需要对社会基本结构进行改革的程度，恐怕会远超出他本人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