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不应适用取得时效-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与此相及，知识产权客体占有则具有多元性与非唯一性。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当我们提供或转让知识产权时，提供的标的是权利本身（如复制权、翻译权），而客体则是有形无体的有关信息（如专利领域的技术方案、版权领域中的作品、商标标识等）。专利权的客体是发明、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客体要么是一种新技术方案，要么是一种新设计，而新技术方案与新设计是非实体性的。著作权客体是作品，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复制的信息，商标权的客体是由文字、图形或文字和图形的组合所构成的一种标记（信息）。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可由特定主体占有，而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技术方案、商标标识或作品则不能由特定人占有——它们可能被无限地复制，因此可被无限数量的人占有。照着一幢房子盖了又一幢房子，就出现了又一个新的物；照着一部作品复制出又一部，则不会产生新的作品。同时，正如郑成思先生所说：“一幢房产的所有人，不可能把他的财产标的同时转卖给两个分别独立的买主。一项专利权的所有人，则可能把他的专利权同时卖给两个（乃至两个以上）不同买主。”[4]正是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使得知识产权权利人有可能“货许三家”或“一女两嫁”。这就带来了知识产权客体占有主体的多元性与非唯一性。它与物权客体占有的一元性是格格不入的。笔者认为：知识产权客体的占有是非唯一的和多元的，可能同时为多个人占有。也正是这种客体差异决定了知识产权不能适用取得时效。如果知识产权适用取得时效，就会出现多个人同时拥有作为绝对权的同一项知识产权。这显然违背了物权法上最基本的“一物一权”原则，在实践中也难以操作。
　　（二）知识产权衡平性——取得时效导致权利人与非权利人的利益失衡
　　法律是利益的调整器，知识产权法亦然。“在知识产权所有人、使用人、社会公众之间达成某种利益平衡，始终是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主旋律。”[5]一方面，它通过赋予知识产品生产者一定期限的合法垄断权（独占权）[6]以形成其智力创造的激励机制。生产者能够事先根据法律将会赋予的独占程度，比较确定地预期其技术开发与创新投资的经济回报，从而鼓励其技术创新。但这种垄断权（独占权）可能被滥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排斥社会公众对知识资源的利用，从而妨碍公众利益。因而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制度便应运而生，用以限制知识产权这种垄断权在合理限制度内。合理使用制度、强制许可制度正是针对私权与公益的平衡与协调而设立。现代社会权利、义务双重本位和社会、个人双向本位的价值模式下，要求人们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时，注意“度”和约束，顾及社会公众利益。正如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爱海默所说：“个人权利与社会福利之间应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个人权利的实现固然深深植根于人格的需要与倾向，但对权利进行某种限制同样也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关于社会正义的重要问题。[7]而当今知识产权体系中的独占专有权与合理使用、强制许可制度的存在，则就充分保障了个人私权与社会公益的动态平衡，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各种独占专有权的存在，充分保证了个人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强制许可与合理作用则不遗余力地孕育了社会公益，以对抗私权垄断与滥用。换言之，当今知识产权制度具有足够的衡平性，有充分的制度资源以保障知识产品的传播与利用，达到权利人与非权利人的利益平衡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