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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明显增加了危险，是一个值得特别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同时强调以下几点是比较重要的：（1）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证实，而且已经对行为对象带来了较之通常的危险明显要高的危险。这样，例3“医生注射可卡因案”、例5“山羊毛笔案”、例6“药剂师案”，都由于行为并未给对象带来比通常的，即履行注意义务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危险更高的危险，从而否定过失犯的成立。（2）对危险是否明显增加，应进行事后判断。以例2“超速行驶撞人案”为例，根据事后的鉴定报告分析，由于A停车过于突然，B即使彻底履行注意义务，结果也肯定会发生的，就不能追究B的过失责任。又以例4“卡车司机撞死骑车人案”为例，事后针对自行车驾驶者醉酒的情况，两车之间确实的距离，卡车的行车速度等资料，评估如果行为保持在被容忍的危险限度内，是否被害人的危险会降低，亦即被害人活命的机会是否会增加。如果根据事前已存在的规则和事后所获知的证据材料判断，降低结果危险的禁止规定应该是在很大程度上有用的，则行为人就应该被归责；反之，如果证明禁止规定在具体情况下是基本上无用的，或应该是无用的，则行为人不可归责。而在这种规范论的观察方法之下，自然科学的、统计学的比较结论也可以作为参考。这很接近于刑法学传统上的“新过失论”的立场，也是一种基于社会相当性上的考虑。 （3）遵守注意义务所要保全的法益重大，相关规则对于保护法益显得特别重要。例如，对于虽无证驾驶，但履行注意义务的情况，因为有驾驶证并不能保证不出交通事故，所以规定有照驾驶的目的，不在于强制驾驶人遵守交通规则驾车，避免造成死伤后果，而是为了行政管理上的便利，因此虽然无证驾驶，但危险只是稍微有些增加。所以，不能在假定结果会发生，但仅仅因为行为人无证驾驶，就认为法益危险显著增加，就进行主观的归责。在例7“铁路职工错误扳道案”中，在当时情况下，无论是否错误扳道，被害人死亡都绝对难以避免，禁止扳道的规则对于保护法益而言，既不充分，也不重要，法益危险不会因铁路工人的错误行为而明显增加，对铁路工人就不能以过失犯论处。（4）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特别危险，有特别注意义务的业务上之人在任何时候都明显地、谨慎地尽量避免实施。（5）在违反注意义务的当时，被害人是否存在明显过错，使得即便是遵守注意义务的人要避免这种危险也显著困难。例如，甲超速行驶，撞死了乙，但事后查明，乙近期一直与其丈夫闹离婚，于情绪非常激动之时，在公路上飞奔，即使甲保持谨慎，在限速内行驶，死亡结果也无法避免。对于被害人过错程度与危险增加理论的关系，Krümpelmann提出了补充判断规则。对于可能有合法的替代行为时的假设情况，需要视“行为人对于具体实现的危险是否必须负责”来加以判断，亦即依“行为人的义务和被害人保护请求权之间的规范关系”来决定。此时，不需要做“行为人如果履行义务就会如何”的假设判断，而是以一个正常情况下的被害人所能要求的程度来判断。例如，如果一个没有喝醉的被害人当卡车司机过近超车时，通常会向右闪，而不致被撞倒，也就是说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是否保持安全距离并不重要时，则例4“卡车司机撞死骑车人案”中的卡车司机不可以过失犯进行归责。 对这一问题，耶塞克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人对结果的发生不负责任，尽管其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结论是基于这样一种评价性决定，例如相对于被害人的自我损害而言，它将行为人对因果关系的帮助退到了次要的地位”。 （6）最后，结果的发生，即使在履行结果预见义务的情况下也肯定地、绝对地、必然地不能避免时，违反注意义务所导致的后果，当然不能认为是明显增加了法益危险，此时必须排除过失责任，肯定不可抗力的存在，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不能够确定，在不违反义务情况下行动，结果是否能够肯定地被避免，行为人又存在前述的使法益危险增加的情形，那么，原则上，对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应当以过失犯论处，即综合考虑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造成损害后果；以及如果其遵守注意义务，结果就很可能避免的一系列情况。而不能轻易照搬德国刑法学理论，认定为证明上有困难的情况，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做无罪处理。因此，就过失责任的排除而言，我更愿意坚持意大利刑法学意义上的严格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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