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科斯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对庇古税提出了质疑。这是他的30年代企业性质分析的延伸。如果市场是有效率的，为什么会存在着指挥、命令和权威呢？按照科斯的解释，在市场中存在着交易成本，为了节省这一个成本，当事人双方就会组成企业，反过来，组成了企业之后，交易改变了讨价还价的市场模式，而代之以指挥、命令和权威，这也不是没有成本的，随着组织的扩大，管理会越来越困难（这很好理解，只要想想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就行了。在管理学中也有管理宽度和管理层次的问题），这种成本是组织内的交易成本，也可以称之为管理成本。生产在企业内完成，还是在市场中完成，在技术上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于制度的不同，是采用了市场交易还是组织内交易，当两者的成本相同的时候，组织就达到了自己的边界。
　　同样，在污染、外部性的问题上，所谓污染的存在，损害了社会福利，是忽略了这存在着不同的主体。如果你不住在河边，河的污染就无所谓存在不存在；看到了吸烟的人就敬而远之，也不存在“二手烟”，“危害健康”的问题。因此，首先在科斯看来，是特定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所谓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问题。其次，如果说污染，那么就是一个带有道德判断的问题，和经济学的“中性”会发生偏离。《红楼梦》刚出来的时候，可能是负的外部性，被认定为“诲淫诲盗”，现在则是正的外部性，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很多事情，如果仅仅按照道德来判断，那么道德变化的时候怎么办呢？
　　科斯给出的方案则是“双方谈判”。举个例子来说，你的邻居在院子里烤羊肉串，这时候是正的外部性呢，还是负的外部性呢？如果你也好这一口，说不定是正的；如果你怕羊膻味熏坏了你刚刚种下的牡丹花，就变成了负的。现在假定你刚刚沐浴更衣完毕坐在院子里享受“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隔壁飘来的羊膻味大大降低了你的“小资情调”，从而损害了你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选择“惹不起还躲得起”，还是选择“主张权利”？比如在德国，你可以打电话给法官，说他侵害了你的“享有正常的良好空气”。后者的办法就是“庇古税”，选择了国家干预（注意，相邻关系尽管是民事关系，但请求法律强制执行的时候，仍然是和税收一样的，并不是民法就是自由谈判了。当然，除了向法院申请禁令之外，我们还可以设想存在着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法律宣布不准在自己的家里烤羊肉串，或者说烤羊肉串不得污染空气，或者不得影响他人，这是行政法的办法；经济法的一个办法是集中供应羊肉串）。科斯告诉我们，这时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双方谈判，这时候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话，两个合作的、理性的人，总是会达成一个价格的，这时候，要么你“贿赂”邻居，买来纯洁空气，要么邻居贿赂你，买来你“休管他人烤羊串”。这一样能解决问题。由于双方谈判，解决了污染的问题，同样可以实现个人效率和社会效率的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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