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现在日本规范自由刑的《
监狱法》，是在1908年制定的陈旧的法律。它把重点放在了监狱管理运营上，而对于受刑人员的人权保障和回归社会后的处境待遇等没有做出规定。试图修改目前的《
监狱法》的活动迄今已有过几次，但均以失败告终。所以，有必要制定一部“行
刑法”，其任务是确立受刑人员的人权保障，并促使其回归社会后的待遇更加具体化。
之所以需要新的《行
刑法》，不是因为现在的实务工作已经十分成熟，而正是由于现行制度存在欠陷。“日本型行刑”因其存在“限制沉默权”、“严格的惩罚”、“对基本人权的侵害”及“不遵守国际准则”而倍受国际批评 ，其特征是“责任制”的存在以及监狱长握有强大的权力。而对被收容人员权利的多方面限制、负责人巨大的裁量权、以及对外界的封闭性、密行主义及称作“义理人情”的情感关系等，是其基本构造。有人认为，这其中涉及所谓“大和精神”，因而此种架构正是适合日本民族的。但在这种体制下，受刑人员却因为得到了基于“同情”的“恩惠”，而被强迫彻底地服从于这种管制体制。时常有人指出，这种关系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结构，但这果真能帮助受刑人员回归社会吗？这里存在很大疑问。而且，最近在日本，涉外犯罪的被逮捕人数年年增加，与此相伴，外国人的受刑人数也在增加（1997年为1150人）。从这种观点来看，今后仍维持基于“大和精神”的“日本型行刑”，在事实上也是不合适的（参照图16-18）。
也许我们有必要稍微触及一下和被收容人员的社会回归，以及在社会上的处境和遭遇相关的日本“保安观察”制度。在日本，作为对青少年的“保安处分”，附带有“保安观察”制度，它在成人的暂缓执行人员中也有实行。而且，对从服刑设施中假释出来的人，也采用此“保安观察”制度。成人的假释率大体在55％左右，而青少年的假释率则在最近超过了95％。在被宣判为“保安处分”的青少年中有超过20％的人是被“保安观察”。我们知道，“保安观察”制度对于被收容人员的回归社会是极为重要的。
“保安观察”是以“指导监察”和“辅导援助”为中心的。负责人员是作为一般公务员的保安观察官及民间慈善家、志愿者等组成的保安员，现在，保安观察官在全国不满1000人，其他的工作由48000多名保安员来完成。因此可以说实际上是保安员承担了大量工作。但是，现在这些保安员老龄化显著，平均年龄了超过60岁。而且据称由于被选出的保安员的年龄层次和社会层面狭窄，造成了组织的封闭性。考虑到保安观察对象中80％是青少年，所以从年轻人中选取保安员是十分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