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革命是人权击垮事实的胜利。这真是光辉灿烂的事物。
……
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性，就是永褒美好和纯洁。”
“可以说，法国革命再次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第二颗灵魂，即人权。”
革命之于人权，是缔造者。没有革命就没有人权，这个推理是再明晰不过的。其人权内含及价值取向，不仅延续着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的红线，也体现着近现代文明的人文精华。应当说，人权的法律定位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同时，由于有了法律定位，人权还有了哲学的、历史学的定位。
作家在颂扬人权的基础上又对人权的意义作了进一步阐发，认为“人权感一经发扬，就能发扬义务感。全民的法律，就是自由；根据罗伯斯庇尔令人叹服的定义：自由止于他人自由的起始。自从1789年以来，全体人民以崇高化的个体成长壮大。穷人无不因为有了人权而有了理智；快要饿死的人也怀有对法兰西的忠诚；公民的尊严是内心的盔甲；谁有自由，谁就审慎；谁有选举权，谁就是统治者。”在他看来，一个享有人权的人，是崇高善良的；能够自律，尊重他人。由此，由这样的个体为基础而组成的社会便会无比强大。
可见，雨果的人权观有着多层次的内容，是值得全面而立体地去观照的。
三． 刑罚无用论
对于犯罪的行为，不能靠严酷的刑罚予以解决，因为大大小小的犯罪都是由于社会的不公造成的，而且刑罚只能加剧犯罪的恶性循环。这是雨果刑罚观的基本内容。
既然刑罚不可用，那么，以什么方式应对犯罪呢？雨果认为，对犯罪的人，要用道德感化的手段去改变他。书中精心打造了米里哀主教这个以德报怨、以善抗恶的理性形象，并由此升华出著名的“米里哀主教精神”。
米里哀主教对冉阿让偷银烛台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是这种“精神”的载体。冉阿让在越狱逃亡过程中得到了米里哀主教的好心收留，但这时的他还不能抵御不良的念头，偷了主教的银器。被抓回后，主教没有用日常逻辑惩罚他，而是以最宽容的姿态原谅了他，并帮助他免遭刑罚的制裁。冉阿让这个卑微之人内心有了真正的震颤，其精神得以净化，开始渐渐成为一个道德力量强大的人。米里哀主教尽管不是贯穿始终的人物，而“米里哀主教精神”却是贯穿始终的红线，甚至可以说是全书的魂魄。
不主张刑罚，是因为刑罚的严酷会摧残人的灵魂、增加人的仇恨，因而陷入恶性循环。冉阿让因偷面包被判五年苦役时，作家写道：“在我们的文明里，有些时刻的确叫人胆战心寒，这就是
刑法置人于死地的时刻。这是何等凄惨的时刻：社会逐斥并无可挽回地遗弃一个有思想的生灵！”一个有生命的人，不仅包括他的肉体，更重要是他的灵魂。灵魂受到打击，仇恨便孳生出来并占据上峰。于是，“他为自己组成法庭”，并“判处社会接受他的仇恨”。更有甚者，他“又审判了创造社会的天主”，几乎失去了信仰。可见，一个本可挽救的人在刑罚的惩罚下只能走向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