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一直坚持只有涉及国家行为时才能适用
宪法权利的保护，但即使是在民事案件中，只要原告或被告援引法律以期获得救济或者进行抗辩，就存在国家行为，这里虽然当事人仍然是私人，而在背后支持当事人主张的则是国家，因此那些被当事人所援引的民事法律仍然要受到司法审查，不得侵犯当事人的
宪法权利。
德国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也曾为
宪法能否直接适用于私法案件爆发过一场争论，经过反复较量，终于确立了基本权利对第三人的间接适用原则，即
宪法透过民法对公民间接产生拘束力，法院按照
宪法的精神对民法一般条款进行解释，但不在民事案件中直接适用
宪法。
以上
宪法权利“水平适用”作法的共同之处在于，违宪的依然是国家，而非个人，法院绝不能说出“一个公民侵犯了另一公民的
宪法权利”这样的话来。
如果把该原则贯彻到中国，那么本案中法院就只能依据
宪法保护教育权的精神，对“公民因过错侵害他人人身应承担民事责任”（参见《
民法通则》第
106条第2款）这一民法一般条款进行扩张解释，使民法上的人身权得以涵盖教育权，或者将失去教育机会作为侵犯姓名权的损害后果，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这种拐弯抹角的法律适用技巧看起来似乎纯属多此一举，因为无论是直接说被告侵犯了原告的
宪法权利，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还是说国家有
宪法义务依据
宪法精神解释民法，先把
宪法上的教育权转化为私法上的权利，再认定被告行为构成民事侵权，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这两种方法在最终结果上似乎并无二致。但透过这貌似多余的弯路，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学者的良苦用心——他们想要在观念上捍卫
宪法的纯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