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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类推，强调法无明文不为罪。它明明白白地告诉老百姓，哪条路可走，哪条路不
可走；什么时间可以走，什么时间不可以走；走了可走的路，国家不予干涉；走了
不能走的路，将承担某种确定的后果。某个人如果获罪，那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而
不是某个官员或国家机关自由擅断而强加于他的；是由于他自己没长眼睛，闯了红
灯，碰了高压线，而不是因为无法判断而踩上了地雷。
因此，如果说罪刑不确定原则是陷阱和地雷阵，让老百姓无法判断从而失去行
动自由的话，那么罪刑法定原则就像红绿灯、高压线，虽然具有严厉的惩罚性，但
却具有明示性和规范性，使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地“遇到红灯绕道走”，从而充分保
障每个人的自由。
历史上反对罪刑法定的人往往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对立起来，认为罪刑法定
只能保护个人自由而不能保障社会公正。他们的理论看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但仔
细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反对罪刑法定，其潜在目的并不是为了社会利益，而是为了一
己的极端的私利。一方面，他们担心民众会利用从罪刑法定那里获得的自由来争取
各种社会利益。这正如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
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①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他们自己和他们关系网上
的人犯罪以后而难以开脱。因此，他们就以社会利益为借口反对罪刑法定。
其实，罪刑法定与社会利益并无冲突。相反，它同样蕴涵着深厚的社会公正的
价值。法无明文不为罪，不仅对老百姓适用，对官吏也适用，不仅对张三适用，对
李四也适用，对社会的每个成员都适用，因而它本身就是社会公正的体现。
法无明文不为罪，同时也蕴涵着“法有明文必为罪”的社会正义。如果“法有
明文”而可以“不为罪”的话，那么罪刑法定自然也是空话。因此，罪刑法定理所
当然地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要实行孔子所担心的、并表示坚决反对的“
贵贱无序”，②要求王子和王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看来， 罪刑法定对于社会
利益的保护同样要优越于罪刑擅断千百倍。
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需要统治权威，统治权威从哪里来呢？一是靠威慑，二是
靠信用。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种不可测的
威，仅仅能让人惧怕，而不能让人信服，因而是不能持久的。一旦惧怕达到并超过
一定的限度，威慑也就失去作用了。“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至此，单靠
威慑建立起来的统治权威——“慑威”，也就无能为力了。要想巩固统治权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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