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政治挂帅”等等左的思想和路线还会以各种不同
的方式表现出来，干扰甚至冲击正常的法律秩序。
封建传统和极左路线有时会结成统一战线直接破坏法治，有时它们也会相互
撕杀，用它们的战火烧毁法治。直接危害罪刑法定原则的生存。
尽管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依赖于全社会的整体的法治水平，但是，罪刑法定原
则本身也是一道屏障，它一旦开始被贯彻，就会对法治原则和法治体系起道重要的
保护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守住罪刑法定这块阵地，任何破坏法治的观念、传统、行
动以至运动，都会知难而退，任何政治迫害都会无功而返。经过多次反复之后，不
仅罪刑法定本身，而且整个法治系统的所有观念都会在全社会牢牢扎根。
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反对给法官太大的自由裁量权，更反对罪刑行政化，要求依
法行政。所谓罪刑行政化，就是用行政手段逃避
刑法和
刑事诉讼法的约束，以行政
处分的名义实行刑事处分。比如，有些国家实行的保安处分，名义上是一种行政处
分，但实际上比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更加严厉。还有一些国家实行一种所谓“精神
病”强制治疗法，专门对付那些不好判刑的政治上的棘手人物。这些都是罪刑行政
化的表现。在这些国家里，
刑法再完备，罪和刑规定得再具体，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规定得再适度，也完全是白费，也没有严格的真正的罪刑法定。因此，罪刑法定制
度的推行，必然大大促进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
在我国，最突出的是劳动教养问题还没有完全纳入法治轨道，没有严格的实施
程序和监督程序。这也给罪刑法定的实施增添了难度。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在修改
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对收容审查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预计在九届人
大任职期间的五年内，对劳动教养也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毕竟还有待时日。近
期内，期望有关行政机关本着罪刑法定的精神，能对劳动教养有所节制和改革。如
果当事人依然是“宁愿劳改不愿劳教”的话，就说明罪刑法定还没有落到实处。
除了罪刑行政化以外，还有一种制度也是和罪刑法定格格不入的，那就是行刑
附加制度。所谓行刑附加，就是刑罚的执行机关将判决书上没有的刑罚附加到被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