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还说：“喜怒形于心者，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矣。是以执政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它进一步申明了君主个人素养与司法活动之间的关系，君主喜怒形于色，将个人欲望和意志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那么司法官员就会曲意逢迎、枉法裁判，导致赏罚不当，司法不公，上下离心离德，国家由此陷于混乱。因此，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的君主必须排除私情私欲的影响，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并要求各级司法官员秉公执法，不可枉法裁判，如此才能树立法治的权威，民众才会信赖国家的法令。
作者还提到了“处静持中”的主张，也是对司法官员的一种要求。“处静”是指内心保持一种虚静的状态，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持中”是指追求公正的一种愿望。在作者看来，对私情私欲的超越正是司法官员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淮南子》才将“公正无私”作为对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基本要求。《淮南子·主术》还说：“不偏一曲，不党一事，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这是将“中立”、“公正”当成一种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司法道德来提倡。
作者又指出：“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这是进一步阐明了司法公正与司法者的公正态度之间的关系。君主作为国家司法权的最高掌管者，必须具备公正的态度，将司法公正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作为赏罚的根据。君主行使司法权，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臣民的行为即使对君主有利但对国家无利，也不可对其赏赐；反之即使对自己不利但对国家有利，也不可加以惩罚。可见，对君主来说，司法的正当性乃基于其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
《淮南子》还说：“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又说：“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上引第一段话是说有道之人从事司法活动，即使法律少也可感化民众；无道之人从事司法活动，即使法律多也会带来混乱。可见作者是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其将“贤人”（道德高尚的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了，没有贤人行使司法权，那么国家即使有完备的法律也会衰亡。这就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了起来，此处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泰族》所谓“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也是说的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