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地位与作用
《淮南子·氾论》说：“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从上述话语可以看出，《淮南子》吸收了道家、儒家和法家的治国之术，道家和儒家的治国之术偏于“宽”或“仁”的一面，法家的治国之术偏于“猛”或“刚”的一面。所谓“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是说圣人作为得道之人，在治国方式上刚柔并用即宽猛相济，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从司法的角度看，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司法的地位，它代表了一种“猛”的力量，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与道德或仁惠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二是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促进政权的稳定。所谓“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淮南子》又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所谓“罚一人而天下畏之”也点明了司法的作用，借用今天的刑法学术语，即刑罚不仅能发挥“个别预防”的作用，而且还能发挥“一般预防”的作用。“一般预防”旨在通过惩罚犯罪人而让一般人感到畏惧，从而不敢以身试法，这显然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还指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治理国家单纯靠刑事司法（刑罚）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仁义教化，教化的施行不仅能使民众趋向正直，而且会使刑罚悬而不用。由此可见，国家的教化权比司法权更加重要，因为司法权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彰显善道的力量，而是一种抑制邪恶的力量，况且人的天性中具有趋善即追求仁爱的倾向，而教化可以引领这一力量向理想的目标前进。这一说法与儒家的“德主刑辅”理论相当接近。
《淮南子》又指出：“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还说：“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它告诉治理国家应当注重通过教化来移风易俗，不能过度依赖刑罚即刑事司法的力量，因为教化不行而单靠刑罚的严酷将于事无补，并明确阐释了以仁义为本、以刑罚为末的治国方略，实际上也就是揭示了国家司法权的地位：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