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南子》看来，司法的正当性不仅取决于司法官员的道德素质，也取决于立法的正当性；换言之，公正的立法是公正司法的前提条件之一。它指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则理达矣。”这段文字阐明立法的目的在于赏善罚恶，而公正性则是其灵魂。司法的目的在于将立法的公正性变成现实，赏其当赏，罚其当罚，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即使尊贵者犯法也不会对其轻罚，卑贱者犯法也不会对其重罚。司法的公信力因之得以树立。无论是掌握司法权力的人还是普通百姓，都应遵守法律，不得“自恣”，违反法律的后果都是面临法律的制裁。即使是司法权的最高掌管者君主也不能搞司法擅断，必须根据法律的授权来行使司法权，这就要求君主必须保持“无为”的心态，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指君主在从事司法活动时不随心所欲，不搞“言大于法”，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从事司法活动。可见上述言论与法家的司法思想相当接近。
下面这段话进一步论述了君主带头守法与公正司法之间的关系：“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法生于义”是说法律的本质在于正义，而正义的法律是合乎人心的。法律并非超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们合意的产物，因此法律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法律决定国家的兴亡，只有君主而无法律，国家必亡。有法律而不用，与没有法律等同。君主必须带头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如此才能树立法律的公信力，才能使法律行于天下。如果从司法的角度看，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法律具有正义性，司法在于实现这种正义性；二是“有法而不用”即司法不以法律为根据，其结果是“与无法等”；三是“禁胜于身”即严格公正地司法，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则能使法令深入人心。可见，法治及司法的正当性与君主或司法者的个人素质有密切关系。
